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2:54:14

【原文】郭沫若⑴先生说:“润下作咸是从海水得来的观念,炎上作苦是物焦则变苦,曲直作酸是由木果得来,稼穑作甘是由酒酿得来。从革作辛想不出它的胚胎。本来辛味照现代生理学说来不是独立的味觉,它是痛感和温感合成的。假使侧重痛感来说,金属能给人以辛味⑵,也说得过去。”(张子高⑶.中国化学史篇.科学出版社,1964年:61)蒋伯潜⑷先生说:“我国言五行者往往以与五味、五色、五方、五官、五脏等相配。至今中医尚以此诊病处方焉。说者乃谓水可制盐,故曰作咸。火焦味苦,故曰作苦。果实未熟时皆酸,故曰作酸。然则金之作辛,土之作甘,又将如何解之?”(十三经概论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54)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2:54:48

【补注】⑴郭沫若:《辞海》:“(1892-1978)中国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笔名郭鼎堂等,四川乐山人。1914年初抵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运动。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组织创造社,并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1924年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倡导革命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同年参加南昌起义,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起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旅日期间,积极支持中国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革命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秘密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著有《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所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书对考证先秦社会历史和评价各派思想家,颇多创见。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内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9年北平解放后,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中国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常委。有《郭沫若全集》行世。”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2:55:12

⑵张子高:《辞海》:“(1886-1976)中国化学教育家、化学史家。原名准,字芷皋,湖北枝江人。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毕业,后就读于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曾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早年在美国化学家诺伊斯(Arthur Amos Noyes,1866-1936)和布雷(William C.Bray,1873-1946)的指导下,对稀有元素定性分析体系中有关钨、钼、铌、钽的分离研究有贡献。毕生致力于化学教育工作,是中国最早讲授近代化学的学者之一,并最早倡议用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研究中国化学史。主要著有《中国化学史稿》等。”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2:55:37

⑶金属能给人以辛味:五行与五味相配乃类比推演而来,非指五行本身之口味。若以此推论,则木能给人以酸味,火能给人以苦味,土能给人以甘味,水能给人以咸味,此非是矣。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2:56:12

⑷蒋伯潜:(1892-1956),名起龙,又名尹耕,以字行,现代学者、教育家,浙江富阳新关乡(今大源镇)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入府中学堂。毕业后,先后在阆苑小学、美新小学任教。1920年夏,蒋伯潜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在钱玄同、胡适、鲁迅等名师熏陶下,学业日进。“五四”爱国运动中,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并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毕业后,先后任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教员、校长以及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等校任职。在课堂教学中,注重讲授基本知识,诱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籍;对学生作文,主张多改少批,提高写作水平。1926年,参与策动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响应国民革命军。次年,任《三五日报》主笔,抨击时政,文名鹊起。抗日战争时期,应邀赴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同时兼任世界书局特邀编审。上海沦陷后回乡,从事著述,一度任富阳县立中学教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上海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1948年,陈仪主持浙政时,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延聘进步人士袁微子等共襄校务。建国后,应张宗祥之邀,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同时,被选为省第一届人大代表。此后,连续担任省、市人大代表。1955年秋,调任浙江文史馆研究员。蒋伯潜于经学、文学、校雠、目录学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文思敏捷,著述等身。(互联网《百度百科》)十三经概论:十三经者,我国古代之丛书也;《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为其中坚,余则附庸而已。以传统的观念,定其等级,则五经为“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为《春秋经》之“传”;《礼记》为“记”;《孝经》虽独以经为书名,亦“记”也;《论语》为孔子之言行记录,亦“记”也;《孟子》本列诸子,而其体仿《论语》,则亦“记”尔;《尔雅》集录汉代经师之训诂,又其次矣。以经学的立场,别其今古,则《易》为《费氏易》,《诗》为《毛诗》,虽本经今古文无大异,要皆为古文;《礼》之《周礼》,《春秋》之《左传》,皆古文;《尚书》则为伪古文;《仪礼》与《春秋》、《公羊传》、《榖梁传》及《孝经》皆今文;《论语》则为张禹混合之本,而篇目与今文之《鲁语》同;《礼记》本集七十子后学下及秦汉儒者之论文而成,本身无所谓今古,而其中如《王制》,则今文说也;《尔雅》本身亦无所谓今古,而其训诂,则古文说也;《孟子》,子也,故独无今古之别。以现代的眼光,辨其性质,则《易》本卜筮之书,而寓哲理;《诗》本歌谣之集,纯为文学;《论语》、《孟子》记孔孟之懿行嘉言,与诸子论哲理之书相近;《春秋》为雏形粗具之编年史;《左传》详于记事,亦史也;《公羊》、《榖梁》详于义理之笺释,别为经解,而以大体言之,亦史也;《仪礼》记礼俗,《周礼》记官制,《尚书》记言者多,记事者少,皆史料;《礼记》半释《仪礼》各篇之义,半为通论,皆儒家言,《孝经》为后儒论孝之言,皆可隶之诸子之儒家;《周礼》,如余所揣度不缪,为战国才士之理想的官制,则亦可以成一家之言,而隶之诸子;《尔雅》直是杂录训诂,为字书辞典之滥觞。-故十三经之内容,实非常庞杂。虽然,于此可以见古代之文学焉,见古代所崇尚之卜筮焉,见儒家孔孟以下之哲理焉,见古代之史实焉,见古代之礼俗焉,见古人理想的或曾实行的官制焉,甚且见汉代经师之故训焉。吾人如欲了解古代之文化,终当于十三经中求之。……平心论之,谓经为专制思想之渊薮,读经足以酿成帝制者,是惩羹(geng)而吹虀(ji),因噎以废食也;谓学校教育科目繁多,吾国科学落后,尤当侧重,无暇遍读群经,则为时势所趋之事实。谓经为天经地义,天不变,道亦不变,故虽万世之后,亦必人人读经,故为盲从传统的尊经之说;谓经为古代文学哲理政俗所汇萃,固有文化之精华,不当完全屏弃,则又合于事理之谈也。故现行大学选修课中,列有“群经概论”一科。既曰“概论”,限于时间,若举十三经一一讲读,非仅为势所不能,抑亦非礼所不必。爰特不揣谫陋,编著《十三经概论》一书,就所谓十三经者,首录解题,次述内容,俾教者可省编纂之劳,学者可得诵习之资,有志深造者亦可先获一概念焉。(蒋伯潜《十三经概论·自序》)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2:57:10

【原文】五行配五味最好解,亦有牵强处。五行为什么与五方、五季那样配,至今没人说清楚。北方水、南方火、东方木、西方金、中央土⑴,靠常识说不通。四季为配五行改为五季⑵尤难为常人接受。我们何以能让现在的青年从信数理化,一下子接受这种学说呢?有人说:“我国地处北温带,从地理上看,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方位,气候条件有很大差异。经过长期观察,古人认识到,春季多东风,其风柔和温煦,万木荣发,大地苍青。……秋季燥凉,西风扫落叶,犹如金戈挥舞,一派萧杀。田里庄稼收割,大地脱下绿装,给人以白空之感。”(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⑶.科学出版社,1982:93)简言之,木配以东、春、青,就是西风扫落叶,如金戈挥舞,给人以白空之感来的。这说得通吗?春天果然多东风,秋天果然多西风吗?现代气象资料不能证实这一点。难道真的古时也其风正,今世也其风不正吗!况且风不论东西又都要去配木的。这样解只能使现代学生怀疑五行说。现行《中医学基础》教材中,连这种解释也没有。一个五行归类表⑷,加上几句《内经》等书中的话,就算交待了五行说的渊源。这样,学生接受的五行理论必然不牢靠。它经不起有心人稍稍一推敲。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2:58:23

【补注】⑴北方水、南方火、东方木、西方金、中央土:此乃五行配五方。为何这样配呢?《白虎通·五行》:“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水之为言准也,养物平均,有准则也。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躍触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阳在上,万物垂枝;火之为言委随也,言万物布施;火之为言化也,阳气用事,万物变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汉书·五行志》:“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土,中央,生万物者也”,“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水,北方,终藏万物者也”。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2:58:52

⑵四季为配五行改为五季:四季(时)中增了季夏而成为五季(时),即春、夏、季夏、秋、冬,以与五行相配。源于战国时期之邹衍。邹衍以五行相生理论为基础,于一年四季之中又增加了季夏而成为五时,完全是出于政治理论需要,为了与自然界五行之土相配类比推演而来,如此则进一步完善了“四(五)时教令”学说,为统治者一年之中每一个季节的行政指令作了具体安排。如《周礼·夏官·司爟(guan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郑玄注:“郑司农说以《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邹子》,即指邹衍。一年之中,随着季节的变换,国家用火政令的木材也相应变换,称“四时变国火”。“春取榆柳之火”,是指榆柳的木材是青色,春天是木德,木色青,所以用榆柳取火。“夏取枣杏之火”,是指枣杏的木材是赤色,夏天是火德,火色赤,所以用枣杏取火。“季夏取桑柘之火”,是指桑柘的木材是黄色,季夏是土德,土色黄,所以用桑柘取火。“秋取柞楢之火”,柞楢的木材是白色,秋季是金德,金色白,所以用柞楢取火。“冬取槐檀之火”,是指槐檀的木材是黑色,冬季是水德,水色黑,所以用槐檀取火。古人对“季夏”最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⑴夏季的最末一个月,即农历六月;⑵春、夏、秋、冬四季最后各十八天。经过当时医家改造后谓之长夏。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2:59:48

附:“长夏”识1、经文 《素问·金匮真言论》云:“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胜,相克之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之四时,依次序而循环,季节气候由温热而转寒凉,自然界万物赖以生长收藏,为何“四时之胜”中又有“长夏”呢?2、五时之长夏四时春、夏、秋、冬加之长夏谓之五时,系出于理论需要,为了与自然界五行之土、人体五脏之脾等相配而构建的五大系统使然。此乃《内经》以“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来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自然界存在的现象来解释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即由“取象比类”-四(五)时五行五脏阴阳的整体观类比推演思辨而来。《素问·金匮真言论》王冰注:“四时之中,加之长夏,故谓得五行(五)时之胜也。”恽铁樵《群经见智录》:“《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来源于天之四时。脏有五,而时仅四,故以六月为长夏,以配脾。”长夏的词义当如王冰所云:“长夏者,六月也。土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旺,故云长夏也。”(《六节藏象论》次注)又说道:“长夏,谓六月也。夏为土母,土长干中,以长而治,故云长夏。”(《藏气法时论》次注)即“长在夏中”。长,当读掌zhang,非读常chang。长夏在五行属土,在五方属中央,在五气属湿,在五脏属脾,在五体属肌肉。《素问·藏气法时论》云:“脾主长夏。”《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脾王四季,六月是火王之处。盖以脾主中央,六月是十二月之中,一年之半,故脾主六月也。” 六月,指阴(农)历六月,夏季最后一个月份,此时气候最为潮湿,乃多阴雨而潮湿。空气中湿度大,大气压偏低,故由脾所主。长夏,首见于《内经》,或是由战国时期邹衍“季夏”一词演变而来。邹衍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时贤孔德立《先秦诸子》说道:“季夏的出现,是邹衍对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创举,解决了土德在四时中不占具体位置的缺陷。”《春秋繁露·五行对》:“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3、四时与五时四时中虽增加了季夏而成为五时,但仍多言之四时与阴阳、五行等相提并论。如《管子·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四时与日月星辰、五方、五行相配。《四时》名义上讲四时,实际上是讲五时。《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吕氏春秋·五行相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汉书·律历志》云:“太阴者北方。北,伏也,阴气伏于下,于时为冬……水润下”、“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火炎上”、“少阴者西方。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于时为秋……金从革”、“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木曲直”、“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土稼穑蕃息。”此乃五方、五行、四季之相配,而中央之土于时为四季,无季夏之称。五行学说引进医学时,为了与脾、土、湿相配合,故《内经》的作者,将季夏换成了长夏,是五行学说引进医学成熟的标志。但《内经》大多数篇中四时仍多是与阴阳、五行等相提并论,这也充分说明了《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王冰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谓四时之生长收藏。冬水寒,夏火暑,秋金燥,春木风,长夏湿土,谓五行之寒、暑、燥、湿、风也。然四时之气,土虽寄王,原其所主,则湿属中央,故云五行以生寒、暑、燥、湿、风五气也。”而言及五时者,可见于《灵枢经》,如《经别》篇云:“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云:“人有五脏,五脏有五变,五变有五输,故五五二十五输,以应五时。”《五阅五使》篇云:“五气者,五脏之使也,五时之副也……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说明此时期五时与五脏、五行相配之理论或已经成熟。五行学说引进医学时,明显的是受“天人相应”思想的影响。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灵枢·通天》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天有四时、五行,四时如何配五行?即如王冰所云“春木风、夏火暑、秋金燥、冬水寒、长夏湿土”也。四时之中,加之长夏,才得五行之配五时也。因为《内经》一书,非一人一时之作品,所以纵观全书来看,有时是春、夏、秋、冬四时相提,有时是春、夏、长夏、秋、冬五季并论。四时相提符合自然界现象,而五季并论则是出于理论之需要而已。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而经文中之内容却是五季内容之回答。名义上讲四时,实际上是讲五时。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生、长、收、藏,是以四时而言,长夏哪去了?《素问·阴阳离合论》云:“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王冰注:“春夏为阳,故生长也;秋冬为阴,故收藏也。”4、脾主长夏与脾不主时长夏虽由脾所主,但从时间来说却又不尽合理,何也?时间搭配不均匀。长夏是从夏季分出的一个月,夏季则是二个月,而春、秋、冬则各为三个月。这样一来《《内经》的作者,为了均衡这个时间,又云“脾不主时”,即在每季之末各匀出十八天由脾所主。18×4=72天,3个月×3季-18天=72天,如此则每季皆系72天,甚为妙哉!《素问·太阴阳明论》:“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黄元御《四圣心源》:“土无专位,寄旺于四季之月,各十八日,而其司令之时,则在六月之间。土合四象,是谓五行也。……土为四象之母,实生四象,曰火生土者,以其寄宫在六月火令之后,六月湿盛,湿为土气也。”此“脾不主时”则是受当时阴阳、五行、五方、四时学说之影响渗透嫁接而来。《管子·五行》:“日至赌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七十二日而毕。”、“赌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七十二日而毕。”、“赌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七十二日而毕。”、“赌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七十二日而毕。”、“赌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七十二日而毕。”受此影响,邹衍则创立了“五行相生的四时教令思想”,推荐给当时的统治者。《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土居中央,为(谓)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职,相其是也;天关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春秋繁露·治水五行》:“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气燥浊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气惨阳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气湿浊而黄;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气惨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气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复得木。”《汉书·律历志》云:“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居于中央的土对四季起统领作用,任何季节用事都离不开土。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4-11-2 23:00:49

⑶刘长林:1941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任研究员,2002年退休。曾任曲阜孔子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主要著作《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1982)、《中国系统思维》(1990)等。《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本书以《内经》为主体,对整个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作者除简括地介绍了《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沿革外,着重论述了《内经》中的气、阴阳、五行、形神等范畴,同时就中医学的藏象、辨证、病因、诊断、治疗等基本原理的特殊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作了阐述,有利于说明和掌握中医学的实质。作者以这些分析为依据,提出用现代系统论整理和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的建议。下面摘引任应秋先生对刘长林及该书的评价:刘长林同志是搞哲学的,1977年他听说我在讲《内经》,要求来听课,我认为这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便欢迎他来听讲。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未久,见到长林同志论《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形神统一几篇文章先后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哲学研究》《文史哲》杂志,知道他对《内经》的钻研确是下了功夫。现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这一洋洋专著又出版了,不能不令人有“观止”之叹。在我的师友中研究《内经》而有成就的,除廖季平先生外,刘长林同志可是我三十年来所见到的第一人。他挟其修养有素的哲学武器,从多方面探索《内经》的认识论,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实为我的学力所未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的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读了长林同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后,使我在认识论方面颇受启发。我认为探索中医学的方法论的同志,和那些不承认中医学有科学理论的人们,都很值得一读。任应秋时年六十有七。(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任应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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