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暴风雪

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我们都知道，《黄帝内经》作为华夏民族医学之发端，集古代科技之大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医学专著，它分为《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是篇帙浩繁的巨著，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它的创作必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而不可能靠一个人单独编撰完成。当然，对此一点，后世研究《内经》的学者基本上也都认同。

然而，又有许多后世学者据此认为《黄帝内经》绝非一时之作，而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朝代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从西周、春秋、战国直至嬴秦、两汉），总之是由不同朝代的人陆陆续续不断增益补充而成。但是如果说不同朝代的人不约而同地参与了这一项跨越几个世纪的系统工程，并且刚好在完成了这项工程（刚好拼凑出一部完整的大型医学著作）以后，又心照不宣地嘎然而止，从此便不再有人做任何的增益补充，这就显得有点虚妄了。

除此以外，还有黄帝亲自创作、外星人创作、先秦古人托名创作等等说法，也都缺乏逻辑支撑和证据支撑。我想，任何一部著作都是有来路的，既有来路，就会留下蛛丝马迹，而且，任何一部著作都对应着一定的人文背景，唯有把与其相关的蛛丝马迹和人文背景明确地罗列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能证明它的创作过程。

其实只要粗粗浏览，应该不难看出，《素问》与《灵枢》本属同一个理论体系，而其内容又恰好紧密对应，即：在一个统一的学术宗旨和方法论的框架下，《素问》侧重于对生理和病理规律的阐释，《灵枢》则侧重于介绍各类疾病的症状和治疗，二者类似于一身套装，有上衣，有下裳，有外氅，有内衬，搭配得非常精当。那么，就如同一身套装必然出自于同一个裁缝一样，《素问》和《灵枢》必然出自于同一个主创者。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总编辑的统一策划和指导下，这两部著作才可能既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同时又默契配合、遥相呼应。另外，这两部著作在文体上都是采用黄帝君臣的问答形式，在体裁上又都是各自分为九卷八十一篇，这种形式和体裁上的整齐划一，也能够充分证明，如果在整部书的创作过程中，没有一个事先的筹划设计，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结论应该是：《素问》与《灵枢》既然是姊妹篇，那就离不开一个总编辑，而总编辑的存在，就意味着《内经》这部鸿篇巨著从筹划设计到组织写作再到编辑完成，充其量是一代人（顶多二、三十年之内）的事情，而无须数百上千年的漫长历程。

再就其具体内容来看，《素问》的重点在于归纳总结，主要讲述概括性的理论，一般人往往认为是《黄帝内经》的前半部分；《灵枢》的重点则在于临床实践，主要讲述具体的操作与应用，一般人往往认为是《黄帝内经》的后半部分。但是实际上的顺序恰恰相反，《灵枢》的创作其实应该先于《素问》。这是因为，理论只能在实践基础上产生，而不可能先验地产生。古人必须先有大量的临床医疗实践，从中摸索出一系列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可能从中提炼出系统的理论。因此，《灵枢》才是《黄帝内经》的灵魂和中枢，其之所以最终命名为“灵枢”，应该就是这个缘故。

另外，《素问》之“素”其实是错别字，后人虑及古圣贤微言大义，附会出很多深刻意义，委实牵强难通。须知古人对书名和篇名从不讲究，只要有个标记就行。比如老子的书就叫《老子》，庄子的书就叫《庄子》，他如《韩非子》、《荀子》、《孟子》、《墨子》、《孙子》等等，概莫如此。另如《学而》篇、《大学》篇等，则一律以文章开头两个字作为篇名。《灵枢》最初的书名就是《针经》，非常浅白，因为书中讲的本来就是关于针刺治病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素”字很可能是后人传写之误，其本来应该是“索”，是则今之《素问》，当初其实是《索问》。

盖“索”的本义是线索，即一团丝线的头绪，所以又有刨根问底、追本溯源诸种引申义，故“索”与“问”乃同义并列，合起来就是为求索原委而孜孜询问，也就是由知其然而探寻其所以然。很显然，“索问”正好是黄帝君臣一问一答这种文章格式及其讨论内容的生动写照，此所以用以作为书名。因此，若以“素”字强解《素问》这个书名，我恐怕终究不合古人的本意。不过，《素问》之名流传日久，早就约定俗成，很难遽然改易，只是专业学者总该知道这个书名的真实来历。

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黄帝内经》肯定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无关。我们只要把《内经》文字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商王朝后半期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遗物，时在公元前1339年—前1066年之间)加以对照，便不难看出，甲骨文是多么的生硬粗糙，《内经》文是多么的成熟细腻，二者有非常巨大的文化代沟，而《内经》显然比甲骨文晚了许多。

我们知道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比殷墟甲骨文还要再早一两千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文字（目前还没有文字出现的证据），其实即便有文字，也肯定比甲骨文更为原始，而言辞亦肯定比甲骨卜辞更为生硬粗糙，那就更不可能是今天见到的《黄帝内经》了。另外，既然殷商中晚期的王室还在甲骨上刻字，那么更早两千年的轩辕黄帝时期肯定还没有发明比乌龟壳和牛胛骨更为方便实用的文字载体，当然也就无法记录诺大篇幅的文字，则即便历史上确有轩辕黄帝，他也不可能有任何书籍传世。《尚书*周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是说从殷（商朝晚期）才开始有书籍，再早不可能有书籍，所以《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人托名所作，可无疑问。

暴风雪

原文46：
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说解：
此一大段文字，如今多被当成比现代医学还要科学的先进理念而大加吹捧，然而实际上，这番话不过讲述了一个不言自明的浅显道理，无非就是医务工作者应该具有怎样的业务能力，故其全部内容完全可以用“疗效至上”四个字来概括。

我们知道，文言的特点就是简炼，越是古远的文言，越是简炼。因为古代书写成本非常高昂，故古人总是力求以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如果我们知道了上一句“胀取三阳，飧泻取三阴”的深刻内涵，而文字表述仍然极其平淡，再和这一大段慷慨激昂修辞华丽的对仗排比句所表达的简单道理相比，必然会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确认，古人绝不会无端地耗费笔墨、堆砌一大块毫无内涵的文字，那么也就可以确认，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当时并不简单。

很显然，这段话严厉批评了那些医术低劣的医生（也就是《小针》一开头就提到的“粗”），即：“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 “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因此，完全可以确认，当时的医界肯定充斥着一大群业务能力非常低下的医生。然而细究《小针》作者所处的年代，整个医界其实都被装神弄鬼的巫医所垄断，而真正的医生并没有几个。再根据历史和社会常识，我们不难得知，实际上，巫医只擅长通灵，并不擅长医术，尽管吹得玄乎，不过哗众取宠而已，所以他们在通灵不灵时的托辞，往往就是“久疾之不可取也”，或者“病入膏肓，鬼神无能为也”。 因此，实际上，这段话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巫医的揭露和嘲讽。

由此可见，《小针》作者的本意在于，以这种浅显直白毋庸置疑的简单道理作为批判的武器，狠狠地刺向巫医的软肋。所以这一段文字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短小精悍且充满火药味的战斗檄文。

然而如果仅仅针对当时社会的普通巫医，尽管他们都属于医术低劣的粗工，作者也仍然犯不上罗嗦这么一大通简单直白的道理，来作为批判的武器，因为前边已经有了“粗守关”、“粗之暗乎”这些非常犀利的挖苦讽刺，那就足够解气了。实际上，作者还有更大的攻击对象，他瞄准的是巫医的精神领袖。

根据《左传》，其实秦国的医缓和医和正是首先提出 “病入膏肓”论”和“久疾之不可取”论的巫医界代表人物。请看：
《左传·成公十年》，医缓论晋景之疾，恰应夜来疾为二竖子之梦魇，乃谓：“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左传·昭公元年》，医和论晋平之疾，恰应实沈、台骀为祟之卜辞，乃谓：“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
由这些扑朔迷离玄虚神秘的描述就不难看出，这两个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良医”，其实就是巫医，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宣称“疾不可为也”。

因此，这就不难看出，《小针》作者之所以毫不留情地对 “粗工”予以辛辣刻薄地嘲弄，之所以耐心细致地阐述针刺治病的原理，之所以苦口婆心地宣传针刺治病的疗效，之所以旗帜鲜明地提出“膏之原鸠尾，肓之原脖胦”这个生理学、治疗学新概念，都是出于一个宏伟的志愿，那就是：通过向世人展现针刺治病这种新式医学的强大威力，彻底扫除传统巫医的愚昧观念。因此，实际上，《小针》作者是在有意识地发动一场医学领域取而代之的革命运动，所以必须要对传统巫医的代表人物进行深刻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很显然，按照《小针》作者的新理论，即便是病入膏肓，也仍然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其以“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些严厉措辞予以贬斥、抨击的矛头所指，正是医缓医和这两个久负盛名的巫医大师。这才是值得作者耗费笔墨慷慨陈词的真正缘故。

我们知道，古人还有厚古薄今的文化传统，凡是前辈，总须敬重，即便批评前人的错误，也要尽可能委婉涵蓄、避重就轻，如此方合乎古人的本分。但是，我们还应该知道，西汉政权是通过战争方式推翻秦朝才得以建立的，而西汉初期采取的又是与秦朝截然相反的政治制度（秦朝采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乃为最极端的独裁制度，而西汉早期则恢复了西周的诸侯封建制，至文景时期政治宽松、经济自由达到历代之极限），因此，在当时的人看来，大汉朝才是华夏文明的合法继承者，自然是充满了自豪感和优越感，而秦朝政权则属于反文明反人类的社会垃圾。于是，这就连带着汉朝人对秦朝乃至秦国文化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强烈地鄙视，随意地贬低，全面地否定，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正是因为《小针》作者生活在西汉文景时期，所以他才能够义正词严并且也足够婉转地批判秦国的医缓医和。当然，这种批判主要还是出于学术目的，而非政治目的，他只是借助当时的政治氛围，彰显自己创立的新医学比医缓医和为代表的传统巫医要高明得多。

暴风雪

接上
然而著书立说之所以托名“黄帝”，而非传说中的其他上古神圣，比如盘古、女娲、有巢、燧人、神农、帝喾、尧舜、禹汤等等，这种情况必然与“黄帝”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受到特别的推崇有关。那就无须繁琐地考证，《黄帝内经》的创作只能是西汉早期的事情。因为，只有在西汉早期，“黄帝”被朝廷奉为至高无上的帝神，并以黄色作为象征国家的颜色，而且还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打着黄帝旗号的学术著作。


我们知道原始人类普遍信奉万物有灵，但是华夏古人最崇拜最敬畏的还是上天，他们认为上天有人格有意志并且无所不能，更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所以尊上天为“帝”，也就是宇宙中最高尚最伟大的神。



甲骨卜辞即有“帝令其风”、“帝令其雨”的记录，意思是一切自然现象都在“帝”的宰制之中。



《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诗经·大雅》：“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周易·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上述这些“帝”，其实都是指神化了的上天，故先秦古籍中又有“天神”、“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多种神化上天的称谓。



因此，在先秦时代，作为凡夫的世人，哪怕是国家元首，最多也只能居于“天子”之位，即天的儿子。这其实就意味着，人世的统治者必须攀援天帝这门亲戚，把天帝奉为自己的直系祖先，才能证明自己的统治权受命于天，从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故《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乎上帝。”



春秋时期的道家学者也承认“帝”的存在，只不过在他们看来，与“道”相比，“帝”还算不上最高尚最伟大。比如《老子·四章》：“道……吾不知孰子，象帝之先。”即是说“道”这种东西永恒存在，根本就没有起源，所以似乎应该比“帝”还要更早。“象”是想象，也就是主观推断。于是可见老子的“道”是多么的高尚、伟大和悠远。



但是，很显然，从《尚书》到《诗经》再到《老子》、《易经》，在春秋以前那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只承认“帝”的存在，还没有“黄帝”这个概念。



及至战国时期，有人独出心裁，发明出青赤黄白黑“五帝”之说，其本意是把“昊天上帝”一分为五，然后以轮替方式主宰天下。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周天子岌岌可危，周朝灭亡已成大势所趋，而人们地理方位概念亦较之西周时期更为广泛和明晰，故理论上就认为上天本该有五位上帝，平时各自管辖东南西北中五方，但是也可以轮流主宰整个天下，则黄帝即乃五位上帝的其中之一。



然而同样按照始于战国时期的五行轮回说，周朝为火运，应南方赤帝，秦朝为水运，应北方黑帝，由于水能克火，故秦能代周。及至后来秦朝又为汉朝所灭，则理论上就必须认为汉朝属土运当旺，因此其色尚黄，其数尚五，其位居中，故汉朝的“天子”也就想当然地认定“黄帝”为自己的帝神和直系祖先。



因此，在西汉早期，这个“黄帝”既是五帝之中碰巧正该轮值的一个帝神，同时也是西汉天子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必须刻意攀附的一个祖先，然而无论如何，这个“黄帝”与现代人想象中的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风马牛不相干。司马迁作《史记》，首先编造一个荒诞无稽的“轩辕黄帝”世系，作为华夏历史的开端，那不是出于对历史的考证，而是在专制皇权的淫威下，每一个御用学者都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当朝天子的拥戴，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更有义务从历史上证明当朝天子的合法和高贵。


一旦西汉社会确立了“黄帝”这个至高无上的帝神，《黄帝内经》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知道，西汉政权的建立过程，经历了抗击暴秦与楚汉相争连续两场大规模战争，以及消灭其他诸侯王的多场小规模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以致整个国家满目创痍、民不聊生。因此西汉建政初期，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就是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然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前提，就是必须抑制统治阶级的掠夺本性，必须实施一种与民无争的策略，以尽可能地减少各级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这就与老庄道家的恬淡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正好合拍。因此，道家学派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西汉早期统治者的青睐和眷顾。而当时的道家学者亦为了迎合统治者“君权天授”的心理，遂在祖师老子之上又供奉了一个黄帝，而改称为“黄老道”。这样一来，“黄帝”就不仅仅是当朝天子的直系祖先，同时还是道家学派的直系祖师爷，于是道家学派就堂而皇之地与西汉朝廷拉上了宗亲关系。这种明显的与强权套近乎的小把戏，居然还被西汉朝廷当真了，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对道派学者格外开恩，礼遇优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以权力与学术相结合的方式，成就了盛极一时的“黄老学派”。所以，在西汉早期，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打着“黄帝”旗号，其实是宣扬道家思想的学术著作，这其中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



这种由道家学者主导整个学术界，打着“黄帝”旗号大行其道的盛况，在西汉以前是不曾有过的，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黄老道学派不但一下子失去了政治庇护，其头面人物淮南王刘安还遭到无情镇压，其主导编撰的道家学术专著《淮南子》则被封杀，于是打着“黄帝”旗号的著作热潮也就立马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汉书·艺文志》记录的西汉早期黄帝类图书不下上百种，目前存世的除了马王堆汉墓发掘出来的《黄老帛书》，就是这部《黄帝内经》，且俱已残破不全。



由此看来，《黄帝内经》的创作年代，不会早于吕后执政时期，亦不会晚于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则最大的可能即是文景时期。实际上，现在回头一望，史称“文景之治”的那三十多年，由于朝廷实行道家的无为政治和一系列开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发展，正是华夏历史最为光彩辉煌的一页，而这也正是医学家能够潜心钻研医学，进而创新发明的必要条件。


综合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无论研究什么事情，总要先认清事发当时的时间与空间。毫无疑问，任何知识都只能来源于对事实的了解，而时间与空间就是最基本的事实，那么如果连时间和空间都弄不清楚，还想探讨深奥的学问，当然是不可能的。请试想：一个人的时空观念发生了错位，那将会怎样？



另需提及，西汉早期的道家学派，当时已改称为“黄老道”，或“黄老之学”，而被现代人称为“黄老学派”。那是因为，他们把黄帝的名头加诸老子之上，尊奉为本学派的最高宗主，就好像道家学派突然间又增加了一个祖师爷似的。然而这其中的缘故，并不是因为黄帝比老子有更为玄妙高深的理论和道术，而仅仅是借助“黄帝”这个至上神的名号，与西汉统治者套近乎。

暴风雪

接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为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可见，秦始皇就是用五帝五德终始说作为法理基础，以证明秦朝的建立和一统天下乃天意使然。



汉朝取代秦朝以后，最初仍然继承秦制，以水德自命，后“鲁人公孙臣上书（汉文帝）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由于涉及权力转移，出现了争议：“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直到三年后，“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见《史记·封禅书》)，这场争论才算告一段落。



西汉朝廷为证明君权天授，采纳公孙臣的意见，引五德轮回之说，想当然地认定黄帝是本朝的昊天上帝，把黄色规定为朝廷的服色，而自称黄帝的嫡系子孙（可想而知，如果当初采纳张苍的意见，汉朝皇帝就一直是黑帝的嫡系子孙，则后世所谓汉民族也就跟着成为黑帝子孙了）。此时的道家学派正好见风使舵，也认定黄帝是本学派的开山师祖，而自称是黄帝的嫡系徒子徒孙，由于古代的师徒关系如父子之亲，所以道家学派与西汉朝廷就俨然一体。很显然，道家学派追认黄帝为最高祖师爷的目的，无非是争取朝廷的认同和支持，以掌握学术主导权，其实骨子里仍然信奉老子，而黄帝不过是招摇的幌子而已。我们看《黄帝内经》以及西汉时期打着黄帝旗号的其它著作，多由黄帝提出各种问题，再由博学的天师阐明道理，便不难理解，“黄帝”在西汉黄老学派的内心深处，其实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没有任何学术造诣。所以，我们务必要清楚，西汉早期的“黄老道”实质上仍然是正宗的老庄道家。

宋利

您好,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终于看到能写出5000字的有关于黄帝内经的文章的牛人了...等我把网站改版完成后,我会仔细的品味一下...
谢谢
本文已经发到网站门户第一篇了...谢谢暴风雪

黄帝内经的内容是对上古人民对于世间万物包括,自然,人文,医学,思维等一系列生活大智慧的总结!

宋利

你好,您的观点比较新鲜,独特...

历史的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点:从内经的用文,写作的风格来看,的的确确是西汉流行的文风...
第二点:内经中所阐述的理论思想的来源是来源于黄帝,甚至更早的上古,远古时期...虽然上古远古没有文字,那个时间都是口述,口口相传,只不过到了西汉时期用西汉的文字语言风格,来写下来!
也就是说,黄帝内经这本书是个对以往养生治病,人类认识天地万物等生命智慧的总结!

从内经原文中可以看出,引用了很多的其他医学著作,比如,太史天元册,大要,等等...内经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医学书籍.

为什么要冠名黄帝,叫做黄帝内经?

为什么要用黄帝,我的理解是黄帝肯定在统一中原后,无论农业,天文历法,医疗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内经中讲到和岐伯大臣讲解医道...
黄帝内经的总编辑肯定是黄帝岐伯,那个时期抱着一个对未来国民健康生活这样一个策划者,但是由于当时只能靠口口相传,到了西汉,用当时的语言风格记录下来

暴风雪

首先对管理员的热情捧场表示衷心感谢！
然后说说我们的分歧。
通过你的回帖可以看出，我们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对“黄帝”的态度和认识：我以为，《黄帝内经》中的“黄帝”是虚构的；你以为，黄帝是真人，《黄帝内经》讲的是真人真事。另外，正如你所说，我属于“独特”类，因此，你肯定属于“主流”类。
如果“黄帝内经网”宽宏大度，以学术自由为宗旨，允许“独特”的异见分子参与讨论，我将怀着感动的心情继续证明我的观点。当然，随着证明材料的不断增加，“黄帝”的形象肯定会越来越难看。
如果“黄帝内经网”以维护“黄帝”伟光正形象为己任，我也会为贵坛的真挚而感动，只须管理员稍微一个提示，我即悄然离去，再不会给贵坛增加任何烦恼。不过，我既然好不容易注册了这个网站，当然希望长期扎下去，所以，在没有接到提示之前，我还要继续证明我的观点。


实际上，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也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而且，就其艰难复杂程度而言，甚至比《黄帝内经》的创作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怕一百万字也未必说得清，故前面的5000言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开头。

但是，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哪怕只是明确了《黄帝内经》的大概其创作过程，我们就可以把这部著作嵌入到一个大概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里面，而一旦把它与具体的历史年代和人文背景结合起来，那就会让一向被认为是神灵的“黄帝”一下子坠落到凡俗之中，于是我们立刻就会发现：1，《黄帝内经》，其实非常通俗易懂；2，后人对《内经》的解释，其实一点都不沾边。当然，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后人的解释不沾边，所以《内经》才会通俗易懂；如果后人的解释都靠谱，那么《内经》就会象他们解释的那样，高深玄妙、神秘莫测，一般人肯定看不懂。

宋利

暴风雪 发表于 2014-10-17 02:02
首先对管理员的热情捧场表示衷心感谢！
然后说说我们的分歧。
通过你的回帖可以看出，我们最大的分歧点就是 ...

黄帝内经网本着开放,自由,包容,原创原则

您好,首先黄帝内经网本着开放,自由,包容的原则,对于您的内容,您不必担心,您尽管去证明您的想法,...我会在网站首页开设单独的位置,把您的观点和理论都呈现给大家,让众多的爱好者和网友一起来分享您的研究成果....
第一,希望您的观点要原创,现在很多的网友对复制粘贴别人的文章来充当自己的文章很反感!

第二:如果您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可以提出来,只要您能为网友创造高质量,原创的文章,真心的欢迎!

第三,对于您说的2000文字限制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后台设置,每篇帖子最多应该能发5000字数..您再试试!

目前网站正在改版,调整,您暂时在网友学习心得这个版块下面,发帖子吧...谢谢

暴风雪

首先对论坛管理方的包容大度表示感谢！
其次向论坛管理方表态：我的帖子不敢保证高质量，但是绝对保证原创。

下面，就请从《灵枢》开篇说起，继续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因为，《灵枢》开篇伊始一段，其实是总编辑为《内经》写的一篇序言，就是首先讲述创作《黄帝内经》的社会背景、创作动机、创作宗旨、创作原则等大政方针，以及篇幅规模、排序先后等等具体编辑事宜，所以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出古人创作《黄帝内经》的艰辛历程。

《灵枢》开篇原文1如下：
“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要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必须先回顾一下上古时代的人文背景：

上古时代的人都非常迷信，那个时候的人普遍地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商朝的甲骨文，西周的钟鼎文，所有这些原始、古老的文字及其载体本身，都在明白无误地证明这一点。因为，甲骨在商朝就是王室专用卜筮器具，甲骨文全都是卜筮纪录，钟鼎在西周就是王室专用祭祀礼器，钟鼎文全都是祭祀纪录，而卜筮和祭祀，正是敬奉上天、笃信天命的生动体现。毫无疑问，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必然会导致庸俗的命中注定论，也就是把人世间一切吉凶祸福，都看作是上天的预先安排，任何人力也无法改变。那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西周的王室和诸侯还都特别虔诚地笃信天命，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春秋时期以前，全社会的人必然普遍认为，疾病以及生命寿夭都是个人命中注定，不可能存在什么社会原因，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丝毫的抱怨（实际上，在任何一个专制独裁社会，如果个人对国家公然抱怨，都会被认定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

其实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听天由命的疾病观和生命观也没有明显改变。比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年》：“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又如孔子谈及颜回早逝，则云“不幸短命死矣”，又云“天丧予，天丧予”（见《论语.先进》）。而且，孔子还明确主张“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见《论语.季氏》）。我们知道，子产和孔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堪称华夏文化之先驱。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些言论，即不难推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仍然普遍地信奉天命论，他们对于疾病和寿夭仍然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态度。当然，实际上，在疾病面前听天由命还是次要，天命论的主要功能在于它能强化人们在等级制度面前听天由命，从而确保对统治者的无条件顺从，所以必然会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

然而我们看到，《灵枢》作者显然是一个“另类”，竟然开篇就发出一种怪论，他假借“黄帝”之口宣布：疾病与朝廷收缴租税正相关！百姓万民的疾病大多是租税过多造成的！这就把民众的疾病与国家政策紧密联系起来了。须知收缴租税只能是国家行为，而且必然出自朝廷的法令，于是该作者不但一下子把疾病乃命中注定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彻底颠覆了，而且还把民众生病的原因公然指向了朝廷。

大家看到了吗？这是华夏历史第一个真正的职业医生。只有真心实意把治疗疾病作为毕生事业的医生，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仗义执言，给纳税人讲述这个前所未闻的道理：“你们的疾病很可能不是命中注定”！

于是不难想象，这种说法在那些身患疾病的纳税人听来，肯定会觉得非常新颖、非常亲切，因此必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不收敛租税便没有生活来源的上层统治者来说，则势必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觉得非常刺耳。

因此，这第一句话，表面上是“黄帝”在表达对百姓万民的关爱，实质上却是通过对官民矛盾的深刻揭露以及明确地对朝廷发泄不满，试图把广大基层民众聚拢到自己身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医生若想给人们治疗疾病，那就必须首先破除听天由命的疾病观和生命观，而在基层民众当中凝聚人气，对于一个迫切需要宣传、推广新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民间医生，显然是必须的基本策略。现代的“医药代表”，每开发一种新药或者一种新式医疗器械，都要在社区开办讲座，其实也是这个套路，只不过他们太拙劣了。

暴风雪

既然国家元首（也就是句中的黄帝）必须靠吸吮百姓万民的租税才能生活，那么，到底是“黄帝”在养活着百姓万民，还是百姓万民在养活着“黄帝”呢？我想在任何年代，即便在一个猴群里，这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原始森林里的猴子都知道怨愤和抗争，年轻的猴子总要拼着性命把好吃懒做的老猴王撵走。当然，人类当中反倒有一些被驯化了的的奴才，他们忠心耿耿地相信：是“黄帝”在养活万民，离了“黄帝”，万民就活不成。

因此，所谓“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其实是一句极其辛辣尖刻的讽刺语，这与现今网络上对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的贪官公仆的调侃有点类似，那其实是作者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统治者的丑陋、虚伪和贪婪。

然而这也就一下子暴露了《灵枢》作者的真实身份----这种人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屁民，他不可能跻身于统治阶层。

暴风雪

如同绝大多数网友对贪官公仆的揭露和调侃都要使用一个化名，《灵枢》作者也需要以“黄帝”作为化名。因为，如此大逆不道的煽颠言论，如果出自一个实名屁民之口，其影响力和煽颠作用肯定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被官府查证，势必给本人带来牢狱之灾，甚至被直接砍头，也说不定。但是如果这种话出自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黄帝”，则即便当朝天子也只能老老实实听着，这就是未曾开言之前先申明这是“黄帝曰”的意义。这个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我说的这些话可能多有冒犯，但是看在至高无上的“黄帝”面上，还请多多担待，谅你们也不敢找“黄帝”去理论。

这就如同中世纪有一个奸淫成性而脾气暴躁的罗马皇帝，如果你以普通国民的身份阻止他，不让他奸淫，他很可能会以冒犯君主的罪名把你砍头。但是如果你对他说，“上帝曰：不可奸淫”。他就得老老实实听着，起码不敢当下砍头。

因此，虽然《灵枢》这部书大部分以黄帝与歧伯等人对话的形式为脉络主线，且与《素问》一起，标以《黄帝内经》之名，其实与“黄帝”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只是化名而已，而化名“黄帝”的目的，当然主要是为了借“黄帝”这个神祗之名盛大其事、神秘其术，但是同时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抨击朝政。

我发现很多网友把句中的“黄帝”当成实名。他们完全相信，历史上真有一个叫“黄帝”的帝王，而且，这个“黄帝”就像他自己亲口表白的那样，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他治理国家不得不征敛一些租税，但是他征敛的幅度掌握得特别合理，同时还非常关心万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受到万民的拥戴和敬仰。甚至还有人认为，黄帝出于对百姓万民的关爱，根本不可能收敛租税。至于是谁造成了万民的“不给”和“疾病”，虽然原文已经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

总之，他们沉迷于“黄帝”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幻境中来理解《灵枢》（以及整部《内经》），这绝对是一场误会。我以为，这些网友平日里就可能过于轻信口头表白，实在是太天真了，然而我和他们的分歧，根子就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希望这些沉迷于“黄帝”幻境的网友能够醒悟过来：《内经》中的“黄帝”只是一个屁民的化名，你们不要太当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