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暴风雪

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我们都知道，《黄帝内经》作为华夏民族医学之发端，集古代科技之大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医学专著，它分为《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是篇帙浩繁的巨著，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它的创作必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而不可能靠一个人单独编撰完成。当然，对此一点，后世研究《内经》的学者基本上也都认同。

然而，又有许多后世学者据此认为《黄帝内经》绝非一时之作，而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朝代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从西周、春秋、战国直至嬴秦、两汉），总之是由不同朝代的人陆陆续续不断增益补充而成。但是如果说不同朝代的人不约而同地参与了这一项跨越几个世纪的系统工程，并且刚好在完成了这项工程（刚好拼凑出一部完整的大型医学著作）以后，又心照不宣地嘎然而止，从此便不再有人做任何的增益补充，这就显得有点虚妄了。

除此以外，还有黄帝亲自创作、外星人创作、先秦古人托名创作等等说法，也都缺乏逻辑支撑和证据支撑。我想，任何一部著作都是有来路的，既有来路，就会留下蛛丝马迹，而且，任何一部著作都对应着一定的人文背景，唯有把与其相关的蛛丝马迹和人文背景明确地罗列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能证明它的创作过程。

其实只要粗粗浏览，应该不难看出，《素问》与《灵枢》本属同一个理论体系，而其内容又恰好紧密对应，即：在一个统一的学术宗旨和方法论的框架下，《素问》侧重于对生理和病理规律的阐释，《灵枢》则侧重于介绍各类疾病的症状和治疗，二者类似于一身套装，有上衣，有下裳，有外氅，有内衬，搭配得非常精当。那么，就如同一身套装必然出自于同一个裁缝一样，《素问》和《灵枢》必然出自于同一个主创者。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总编辑的统一策划和指导下，这两部著作才可能既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同时又默契配合、遥相呼应。另外，这两部著作在文体上都是采用黄帝君臣的问答形式，在体裁上又都是各自分为九卷八十一篇，这种形式和体裁上的整齐划一，也能够充分证明，如果在整部书的创作过程中，没有一个事先的筹划设计，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结论应该是：《素问》与《灵枢》既然是姊妹篇，那就离不开一个总编辑，而总编辑的存在，就意味着《内经》这部鸿篇巨著从筹划设计到组织写作再到编辑完成，充其量是一代人（顶多二、三十年之内）的事情，而无须数百上千年的漫长历程。

再就其具体内容来看，《素问》的重点在于归纳总结，主要讲述概括性的理论，一般人往往认为是《黄帝内经》的前半部分；《灵枢》的重点则在于临床实践，主要讲述具体的操作与应用，一般人往往认为是《黄帝内经》的后半部分。但是实际上的顺序恰恰相反，《灵枢》的创作其实应该先于《素问》。这是因为，理论只能在实践基础上产生，而不可能先验地产生。古人必须先有大量的临床医疗实践，从中摸索出一系列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可能从中提炼出系统的理论。因此，《灵枢》才是《黄帝内经》的灵魂和中枢，其之所以最终命名为“灵枢”，应该就是这个缘故。

另外，《素问》之“素”其实是错别字，后人虑及古圣贤微言大义，附会出很多深刻意义，委实牵强难通。须知古人对书名和篇名从不讲究，只要有个标记就行。比如老子的书就叫《老子》，庄子的书就叫《庄子》，他如《韩非子》、《荀子》、《孟子》、《墨子》、《孙子》等等，概莫如此。另如《学而》篇、《大学》篇等，则一律以文章开头两个字作为篇名。《灵枢》最初的书名就是《针经》，非常浅白，因为书中讲的本来就是关于针刺治病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素”字很可能是后人传写之误，其本来应该是“索”，是则今之《素问》，当初其实是《索问》。

盖“索”的本义是线索，即一团丝线的头绪，所以又有刨根问底、追本溯源诸种引申义，故“索”与“问”乃同义并列，合起来就是为求索原委而孜孜询问，也就是由知其然而探寻其所以然。很显然，“索问”正好是黄帝君臣一问一答这种文章格式及其讨论内容的生动写照，此所以用以作为书名。因此，若以“素”字强解《素问》这个书名，我恐怕终究不合古人的本意。不过，《素问》之名流传日久，早就约定俗成，很难遽然改易，只是专业学者总该知道这个书名的真实来历。

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黄帝内经》肯定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无关。我们只要把《内经》文字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商王朝后半期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遗物，时在公元前1339年—前1066年之间)加以对照，便不难看出，甲骨文是多么的生硬粗糙，《内经》文是多么的成熟细腻，二者有非常巨大的文化代沟，而《内经》显然比甲骨文晚了许多。

我们知道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比殷墟甲骨文还要再早一两千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文字（目前还没有文字出现的证据），其实即便有文字，也肯定比甲骨文更为原始，而言辞亦肯定比甲骨卜辞更为生硬粗糙，那就更不可能是今天见到的《黄帝内经》了。另外，既然殷商中晚期的王室还在甲骨上刻字，那么更早两千年的轩辕黄帝时期肯定还没有发明比乌龟壳和牛胛骨更为方便实用的文字载体，当然也就无法记录诺大篇幅的文字，则即便历史上确有轩辕黄帝，他也不可能有任何书籍传世。《尚书*周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是说从殷（商朝晚期）才开始有书籍，再早不可能有书籍，所以《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人托名所作，可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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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著书立说之所以托名“黄帝”，而非传说中的其他上古神圣，比如盘古、女娲、有巢、燧人、神农、帝喾、尧舜、禹汤等等，这种情况必然与“黄帝”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受到特别的推崇有关。那就无须繁琐地考证，《黄帝内经》的创作只能是西汉早期的事情。因为，只有在西汉早期，“黄帝”被朝廷奉为至高无上的帝神，并以黄色作为象征国家的颜色，而且还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打着黄帝旗号的学术著作。


我们知道原始人类普遍信奉万物有灵，但是华夏古人最崇拜最敬畏的还是上天，他们认为上天有人格有意志并且无所不能，更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所以尊上天为“帝”，也就是宇宙中最高尚最伟大的神。



甲骨卜辞即有“帝令其风”、“帝令其雨”的记录，意思是一切自然现象都在“帝”的宰制之中。



《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诗经·大雅》：“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周易·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上述这些“帝”，其实都是指神化了的上天，故先秦古籍中又有“天神”、“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多种神化上天的称谓。



因此，在先秦时代，作为凡夫的世人，哪怕是国家元首，最多也只能居于“天子”之位，即天的儿子。这其实就意味着，人世的统治者必须攀援天帝这门亲戚，把天帝奉为自己的直系祖先，才能证明自己的统治权受命于天，从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故《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乎上帝。”



春秋时期的道家学者也承认“帝”的存在，只不过在他们看来，与“道”相比，“帝”还算不上最高尚最伟大。比如《老子·四章》：“道……吾不知孰子，象帝之先。”即是说“道”这种东西永恒存在，根本就没有起源，所以似乎应该比“帝”还要更早。“象”是想象，也就是主观推断。于是可见老子的“道”是多么的高尚、伟大和悠远。



但是，很显然，从《尚书》到《诗经》再到《老子》、《易经》，在春秋以前那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只承认“帝”的存在，还没有“黄帝”这个概念。



及至战国时期，有人独出心裁，发明出青赤黄白黑“五帝”之说，其本意是把“昊天上帝”一分为五，然后以轮替方式主宰天下。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周天子岌岌可危，周朝灭亡已成大势所趋，而人们地理方位概念亦较之西周时期更为广泛和明晰，故理论上就认为上天本该有五位上帝，平时各自管辖东南西北中五方，但是也可以轮流主宰整个天下，则黄帝即乃五位上帝的其中之一。



然而同样按照始于战国时期的五行轮回说，周朝为火运，应南方赤帝，秦朝为水运，应北方黑帝，由于水能克火，故秦能代周。及至后来秦朝又为汉朝所灭，则理论上就必须认为汉朝属土运当旺，因此其色尚黄，其数尚五，其位居中，故汉朝的“天子”也就想当然地认定“黄帝”为自己的帝神和直系祖先。



因此，在西汉早期，这个“黄帝”既是五帝之中碰巧正该轮值的一个帝神，同时也是西汉天子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必须刻意攀附的一个祖先，然而无论如何，这个“黄帝”与现代人想象中的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风马牛不相干。司马迁作《史记》，首先编造一个荒诞无稽的“轩辕黄帝”世系，作为华夏历史的开端，那不是出于对历史的考证，而是在专制皇权的淫威下，每一个御用学者都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当朝天子的拥戴，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更有义务从历史上证明当朝天子的合法和高贵。


一旦西汉社会确立了“黄帝”这个至高无上的帝神，《黄帝内经》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知道，西汉政权的建立过程，经历了抗击暴秦与楚汉相争连续两场大规模战争，以及消灭其他诸侯王的多场小规模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以致整个国家满目创痍、民不聊生。因此西汉建政初期，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就是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然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前提，就是必须抑制统治阶级的掠夺本性，必须实施一种与民无争的策略，以尽可能地减少各级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这就与老庄道家的恬淡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正好合拍。因此，道家学派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西汉早期统治者的青睐和眷顾。而当时的道家学者亦为了迎合统治者“君权天授”的心理，遂在祖师老子之上又供奉了一个黄帝，而改称为“黄老道”。这样一来，“黄帝”就不仅仅是当朝天子的直系祖先，同时还是道家学派的直系祖师爷，于是道家学派就堂而皇之地与西汉朝廷拉上了宗亲关系。这种明显的与强权套近乎的小把戏，居然还被西汉朝廷当真了，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对道派学者格外开恩，礼遇优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以权力与学术相结合的方式，成就了盛极一时的“黄老学派”。所以，在西汉早期，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打着“黄帝”旗号，其实是宣扬道家思想的学术著作，这其中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



这种由道家学者主导整个学术界，打着“黄帝”旗号大行其道的盛况，在西汉以前是不曾有过的，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黄老道学派不但一下子失去了政治庇护，其头面人物淮南王刘安还遭到无情镇压，其主导编撰的道家学术专著《淮南子》则被封杀，于是打着“黄帝”旗号的著作热潮也就立马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汉书·艺文志》记录的西汉早期黄帝类图书不下上百种，目前存世的除了马王堆汉墓发掘出来的《黄老帛书》，就是这部《黄帝内经》，且俱已残破不全。



由此看来，《黄帝内经》的创作年代，不会早于吕后执政时期，亦不会晚于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则最大的可能即是文景时期。实际上，现在回头一望，史称“文景之治”的那三十多年，由于朝廷实行道家的无为政治和一系列开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发展，正是华夏历史最为光彩辉煌的一页，而这也正是医学家能够潜心钻研医学，进而创新发明的必要条件。


综合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无论研究什么事情，总要先认清事发当时的时间与空间。毫无疑问，任何知识都只能来源于对事实的了解，而时间与空间就是最基本的事实，那么如果连时间和空间都弄不清楚，还想探讨深奥的学问，当然是不可能的。请试想：一个人的时空观念发生了错位，那将会怎样？



另需提及，西汉早期的道家学派，当时已改称为“黄老道”，或“黄老之学”，而被现代人称为“黄老学派”。那是因为，他们把黄帝的名头加诸老子之上，尊奉为本学派的最高宗主，就好像道家学派突然间又增加了一个祖师爷似的。然而这其中的缘故，并不是因为黄帝比老子有更为玄妙高深的理论和道术，而仅仅是借助“黄帝”这个至上神的名号，与西汉统治者套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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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为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可见，秦始皇就是用五帝五德终始说作为法理基础，以证明秦朝的建立和一统天下乃天意使然。



汉朝取代秦朝以后，最初仍然继承秦制，以水德自命，后“鲁人公孙臣上书（汉文帝）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由于涉及权力转移，出现了争议：“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直到三年后，“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见《史记·封禅书》)，这场争论才算告一段落。



西汉朝廷为证明君权天授，采纳公孙臣的意见，引五德轮回之说，想当然地认定黄帝是本朝的昊天上帝，把黄色规定为朝廷的服色，而自称黄帝的嫡系子孙（可想而知，如果当初采纳张苍的意见，汉朝皇帝就一直是黑帝的嫡系子孙，则后世所谓汉民族也就跟着成为黑帝子孙了）。此时的道家学派正好见风使舵，也认定黄帝是本学派的开山师祖，而自称是黄帝的嫡系徒子徒孙，由于古代的师徒关系如父子之亲，所以道家学派与西汉朝廷就俨然一体。很显然，道家学派追认黄帝为最高祖师爷的目的，无非是争取朝廷的认同和支持，以掌握学术主导权，其实骨子里仍然信奉老子，而黄帝不过是招摇的幌子而已。我们看《黄帝内经》以及西汉时期打着黄帝旗号的其它著作，多由黄帝提出各种问题，再由博学的天师阐明道理，便不难理解，“黄帝”在西汉黄老学派的内心深处，其实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没有任何学术造诣。所以，我们务必要清楚，西汉早期的“黄老道”实质上仍然是正宗的老庄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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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管理员的热情捧场表示衷心感谢！
然后说说我们的分歧。
通过你的回帖可以看出，我们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对“黄帝”的态度和认识：我以为，《黄帝内经》中的“黄帝”是虚构的；你以为，黄帝是真人，《黄帝内经》讲的是真人真事。另外，正如你所说，我属于“独特”类，因此，你肯定属于“主流”类。
如果“黄帝内经网”宽宏大度，以学术自由为宗旨，允许“独特”的异见分子参与讨论，我将怀着感动的心情继续证明我的观点。当然，随着证明材料的不断增加，“黄帝”的形象肯定会越来越难看。
如果“黄帝内经网”以维护“黄帝”伟光正形象为己任，我也会为贵坛的真挚而感动，只须管理员稍微一个提示，我即悄然离去，再不会给贵坛增加任何烦恼。不过，我既然好不容易注册了这个网站，当然希望长期扎下去，所以，在没有接到提示之前，我还要继续证明我的观点。


实际上，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也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而且，就其艰难复杂程度而言，甚至比《黄帝内经》的创作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怕一百万字也未必说得清，故前面的5000言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开头。

但是，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哪怕只是明确了《黄帝内经》的大概其创作过程，我们就可以把这部著作嵌入到一个大概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里面，而一旦把它与具体的历史年代和人文背景结合起来，那就会让一向被认为是神灵的“黄帝”一下子坠落到凡俗之中，于是我们立刻就会发现：1，《黄帝内经》，其实非常通俗易懂；2，后人对《内经》的解释，其实一点都不沾边。当然，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后人的解释不沾边，所以《内经》才会通俗易懂；如果后人的解释都靠谱，那么《内经》就会象他们解释的那样，高深玄妙、神秘莫测，一般人肯定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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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论坛管理方的包容大度表示感谢！
其次向论坛管理方表态：我的帖子不敢保证高质量，但是绝对保证原创。

下面，就请从《灵枢》开篇说起，继续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因为，《灵枢》开篇伊始一段，其实是总编辑为《内经》写的一篇序言，就是首先讲述创作《黄帝内经》的社会背景、创作动机、创作宗旨、创作原则等大政方针，以及篇幅规模、排序先后等等具体编辑事宜，所以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出古人创作《黄帝内经》的艰辛历程。

《灵枢》开篇原文1如下：
“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要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必须先回顾一下上古时代的人文背景：

上古时代的人都非常迷信，那个时候的人普遍地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商朝的甲骨文，西周的钟鼎文，所有这些原始、古老的文字及其载体本身，都在明白无误地证明这一点。因为，甲骨在商朝就是王室专用卜筮器具，甲骨文全都是卜筮纪录，钟鼎在西周就是王室专用祭祀礼器，钟鼎文全都是祭祀纪录，而卜筮和祭祀，正是敬奉上天、笃信天命的生动体现。毫无疑问，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必然会导致庸俗的命中注定论，也就是把人世间一切吉凶祸福，都看作是上天的预先安排，任何人力也无法改变。那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西周的王室和诸侯还都特别虔诚地笃信天命，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春秋时期以前，全社会的人必然普遍认为，疾病以及生命寿夭都是个人命中注定，不可能存在什么社会原因，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丝毫的抱怨（实际上，在任何一个专制独裁社会，如果个人对国家公然抱怨，都会被认定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

其实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听天由命的疾病观和生命观也没有明显改变。比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年》：“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又如孔子谈及颜回早逝，则云“不幸短命死矣”，又云“天丧予，天丧予”（见《论语.先进》）。而且，孔子还明确主张“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见《论语.季氏》）。我们知道，子产和孔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堪称华夏文化之先驱。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些言论，即不难推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仍然普遍地信奉天命论，他们对于疾病和寿夭仍然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态度。当然，实际上，在疾病面前听天由命还是次要，天命论的主要功能在于它能强化人们在等级制度面前听天由命，从而确保对统治者的无条件顺从，所以必然会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

然而我们看到，《灵枢》作者显然是一个“另类”，竟然开篇就发出一种怪论，他假借“黄帝”之口宣布：疾病与朝廷收缴租税正相关！百姓万民的疾病大多是租税过多造成的！这就把民众的疾病与国家政策紧密联系起来了。须知收缴租税只能是国家行为，而且必然出自朝廷的法令，于是该作者不但一下子把疾病乃命中注定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彻底颠覆了，而且还把民众生病的原因公然指向了朝廷。

大家看到了吗？这是华夏历史第一个真正的职业医生。只有真心实意把治疗疾病作为毕生事业的医生，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仗义执言，给纳税人讲述这个前所未闻的道理：“你们的疾病很可能不是命中注定”！

于是不难想象，这种说法在那些身患疾病的纳税人听来，肯定会觉得非常新颖、非常亲切，因此必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不收敛租税便没有生活来源的上层统治者来说，则势必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觉得非常刺耳。

因此，这第一句话，表面上是“黄帝”在表达对百姓万民的关爱，实质上却是通过对官民矛盾的深刻揭露以及明确地对朝廷发泄不满，试图把广大基层民众聚拢到自己身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医生若想给人们治疗疾病，那就必须首先破除听天由命的疾病观和生命观，而在基层民众当中凝聚人气，对于一个迫切需要宣传、推广新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民间医生，显然是必须的基本策略。现代的“医药代表”，每开发一种新药或者一种新式医疗器械，都要在社区开办讲座，其实也是这个套路，只不过他们太拙劣了。

暴风雪

既然国家元首（也就是句中的黄帝）必须靠吸吮百姓万民的租税才能生活，那么，到底是“黄帝”在养活着百姓万民，还是百姓万民在养活着“黄帝”呢？我想在任何年代，即便在一个猴群里，这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原始森林里的猴子都知道怨愤和抗争，年轻的猴子总要拼着性命把好吃懒做的老猴王撵走。当然，人类当中反倒有一些被驯化了的的奴才，他们忠心耿耿地相信：是“黄帝”在养活万民，离了“黄帝”，万民就活不成。

因此，所谓“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其实是一句极其辛辣尖刻的讽刺语，这与现今网络上对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的贪官公仆的调侃有点类似，那其实是作者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统治者的丑陋、虚伪和贪婪。

然而这也就一下子暴露了《灵枢》作者的真实身份----这种人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屁民，他不可能跻身于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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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绝大多数网友对贪官公仆的揭露和调侃都要使用一个化名，《灵枢》作者也需要以“黄帝”作为化名。因为，如此大逆不道的煽颠言论，如果出自一个实名屁民之口，其影响力和煽颠作用肯定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被官府查证，势必给本人带来牢狱之灾，甚至被直接砍头，也说不定。但是如果这种话出自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黄帝”，则即便当朝天子也只能老老实实听着，这就是未曾开言之前先申明这是“黄帝曰”的意义。这个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我说的这些话可能多有冒犯，但是看在至高无上的“黄帝”面上，还请多多担待，谅你们也不敢找“黄帝”去理论。

这就如同中世纪有一个奸淫成性而脾气暴躁的罗马皇帝，如果你以普通国民的身份阻止他，不让他奸淫，他很可能会以冒犯君主的罪名把你砍头。但是如果你对他说，“上帝曰：不可奸淫”。他就得老老实实听着，起码不敢当下砍头。

因此，虽然《灵枢》这部书大部分以黄帝与歧伯等人对话的形式为脉络主线，且与《素问》一起，标以《黄帝内经》之名，其实与“黄帝”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只是化名而已，而化名“黄帝”的目的，当然主要是为了借“黄帝”这个神祗之名盛大其事、神秘其术，但是同时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抨击朝政。

我发现很多网友把句中的“黄帝”当成实名。他们完全相信，历史上真有一个叫“黄帝”的帝王，而且，这个“黄帝”就像他自己亲口表白的那样，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他治理国家不得不征敛一些租税，但是他征敛的幅度掌握得特别合理，同时还非常关心万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受到万民的拥戴和敬仰。甚至还有人认为，黄帝出于对百姓万民的关爱，根本不可能收敛租税。至于是谁造成了万民的“不给”和“疾病”，虽然原文已经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

总之，他们沉迷于“黄帝”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幻境中来理解《灵枢》（以及整部《内经》），这绝对是一场误会。我以为，这些网友平日里就可能过于轻信口头表白，实在是太天真了，然而我和他们的分歧，根子就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希望这些沉迷于“黄帝”幻境的网友能够醒悟过来：《内经》中的“黄帝”只是一个屁民的化名，你们不要太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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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第一句话的亮点还在后半部分，即“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说文》：“给，相足也”，本是相对充足，即勉强温饱的意思，那么“不给”显然就是连勉强温饱都无法达到的意思。然而我们务必要知道，如果一个人连勉强的温饱都无法达到，那就必然会“饥寒交迫”！

《灵枢》作者在租税与疾病之间又嵌入“不给”这个中间环节，是其思维严谨的表现（须知思维严谨是做学问的先决条件）。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缴纳租税以后都会生病，只有那些由于缴纳租税而导致“不给”的人才会生病。所以，“余哀其不给”的完整意思是：我只对那些因为缴纳租税而使得生活陷入困窘的人表示同情和怜悯。其言外之意则是，对于那些缴纳了租税以后仍然衣食无忧的人，就没有同情和怜悯的必要。从“余哀其不给”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灵枢》作者的爱心并不像上帝那样广博，其爱憎观非常分明。

“属”是紧密连接，或连续不断的意思，《说文》：“属，连也”。《灵枢》作者为了强调从征敛租税到不能自给再到疾病产生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紧密连接的因果链条，没有前面的因就没有后面的果，故特意描述为“属有疾病”。

因此，这个“属有疾病”的具体意思就是：百姓万民之所以患病，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不给；百姓万民之所以不给，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被强制缴纳租税；百姓万民之所以被强制缴纳租税，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以“黄帝”为代表的官僚统治阶层，不事生产，只能靠横征暴敛，才能享受高品位的生活。

于是，根据《灵枢》作者生动形象地描述，我们便可以确切得知，导致百姓万民罹患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朝廷。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这第一句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人的健康需要最基本的温饱条件来保证，而朝廷收缴租税一旦造成民众不能自给，以致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而整日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那就必然会产生各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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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这个风靡于现代社会的口头禅，其实是原始社会天命论的翻版，此所以在《灵枢》作者那里，根本不屑一顾。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知，《灵枢》这一句开篇语，实际上揭示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朝廷贪得无厌而横征暴敛，是普罗大众饱受困苦的根本原因。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事实陈述，根本算不上什么高深理论，但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看透了这个现象，并勇敢地阐明这个道理，《灵枢》作者绝对属于当时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

但是，如果有人据此以为，《灵枢》作者是这个真理的首创者，而且还是一个无惧暴政淫威、敢于单枪匹马以命相搏的勇士，那就高抬他了。因为，在专制独裁社会，谁都知道苛政猛于虎，朝廷为维护政权稳定，一向视人命如草芥，所以任何一个普通平民都不会轻易铤而走险、对抗朝廷，更不用说有点才学的知识分子。

实际上，《灵枢》作者阐述的这个道理，是老子发明的。《老子·75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此即明确指出，民众之所以饥寒冻馁（也就是“不给”），是朝廷征敛过多的赋税造成的，而饥寒冻馁，贫病交织，自然也是《老子》的应有之意。因此，老子才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看透统治者本性（也就是所谓的“看破红尘”）的人，此所以被后人神化为“太上道祖”、“太上老君”。然而老子之所以敢言，是因为他生在了那个独裁统治最为薄弱的封建年代，所以才非常幸运地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故由此还可以推出以下结论：
1，《灵枢》作者是老子的私淑弟子，他忠实地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观点，属于正宗的道家学派；
2，《灵枢》这部著作以道家学说作为其理论根柢和学术渊源；
3，《灵枢》作者也非常幸运，他是在道家学派上升为社会主流学派的背景下才敢这样说的；
4，《灵枢》作者不是势单力孤的个人，实际上，创作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单靠个人绝对不行，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因此，在他背后，必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做靠山，而且为其提供雄厚的财力支撑；
5，本文所谓“《灵枢》作者”，亦即撰写《灵枢》开篇语的这位，其实只是这个创作团队的组织者，现代称之为“总编辑”。

在此还需要特别指出，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学说，也是诞生于春秋时期的一朵文化奇葩。只不过，在春秋战国那个一意讲求武力攻伐的年代，“自然”、“无为”、“贵柔”、“不争”这些论调都不合时宜，故道家一直为主流社会所摒弃，以致在诸子百家的竞争中，沦落为乏人问津的冷门。因此，以道家学说为理论宗旨的《黄帝内经》，只能在春秋战国以后，在道家学说受到朝廷的重视并大力提倡以后，才有可能出笼，那是道家学派重振旗鼓并占领了主流学派的地位以后的事情。

暴风雪

前面一段其实是这句话的引申意，说明这句话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包括像《灵枢》创作的社会背景、人文背景、学术渊源、创作年代等等，对于研究《内经》的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当然，从字缝里抠出来的信息已经不是原话的本意。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来：

实际上，这句开篇语的意义并不光是抨击统治者的贪得无厌，它还是《内经》生命理论的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内经》生理学的核心就是一个“气”字，而“气”的主要来源就是食物。《灵枢·五味》：“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意思是半天不吃饭就精神欠佳，一天不吃饭就少气乏力。故在《灵枢》作者看来，“谷”就是维持生命的关键因素，吃不饱饭就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吃不下饭就是最主要的致死原因。《素问》有“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以及“人以胃为本”等等一系列论说，表面上都是强调“胃”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其理论根据无非是“五谷皆入于胃也”，这其实就等于明确宣布：再健壮的胃，没有食物也是白搭。因此，由租税造成不给，由不给造成饥寒冻馁，由饥寒冻馁造成疾病，《灵枢》作者勾画出并刻意强调“不给”这个因果链条的中间环节，恰如画龙点睛，正是对生命理论的深刻揭示和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