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暴风雪

原文47：
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

说解：
“诸热者”，是指各种发烧病人。通常情况下，发烧是各种急性炎症的主要伴发症状，属于实症、阳症，治宜泻法。“以手探汤”是形容浅刺疾出，也就是不欲留针的意思，这正是针刺泻法的操作要领。

“寒清者”，是指肢冷畏寒的病人。通常情况下，这种症状多见于慢性炎症，患者体质较差，脏腑机能减退，故属于虚症、阴症，治宜补法。“如人不欲行”，是形容深刺徐出，也就是要停留一段时间的意思，这正是针刺补法的操作要领。

关于针刺治疗的补泻操作，作者已经在第一节课有过非常详细的讲述，按说没有必要反复絮叨，所以这句话其实是针对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再作补充说明。它的意思是，这十二个原穴既可以治疗急性发作的实症、阳症，也可以治疗慢性迁延性的虚症、阴症，只是务必要注意：治疗发热病人时要浅刺疾出，不需要得气；治疗畏寒病人则必须深刺得气，并且得气以后还要留针。

但是，如果把这句话与后文联系起来，则不难看出，作者本意其实是强调五脏原穴在疾病治疗上的局限性：这些原穴的适应症仅限于发冷发热，也就是伤风感冒之类的普通常见病。故其言外之意也很明显：对于那些不普通不常见的病症，或者较为复杂严重的疾病，这些原穴就不堪任用。此所以又引出后面的下陵三里和阴阳陵泉这一组腧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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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48：
阴有阳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无殆，气下乃止，不下复始也。

说解：
这句话的语境是第五节课，此时《内经》还没有着手创作（《内经》的正式创作需要等到《小针》作者把自己的门人弟子培养成才以后），而那时的“阴阳”并没有具体含义，还是一个很神圣的根本性概念，它其实是泛指世间所有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两个属性，即如《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然而具体到人类，其相反相成的两个根本属性，其实就是男女性别。

《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此所谓“血气”，实乃生命体的代称，盖正常人皆必有血有气也。则这句话的确切意思是：所有生命体的性别皆相反相成，而人类生理的本质属性即在于性别特征，故作为有血有气的人类，凡具女性特征的人即属阴性，凡具男性特征的人即属阳性。这种定性虽然涉嫌武断，但却是“阴阳”这个神圣概念的固有之义，所以在当时就属于尽人皆知的普遍真理。

故所谓“阴有阳疾者”，其实就是阴性人有了阳性疾病，也就是女性出现了男性化特征，譬如长出胡须、喉结突显、嗓音变粗、汗毛浓密、阴蒂肥大等等。这种病症在现代医学属于性腺分泌紊乱所导致的第二性征变异，而在《小针》作者看来，性别既然是生理的本质属性，那么如果性别特征发生了变异，肯定是这个人的生命之原出了问题，所以也必然属于“十二原”的治疗范围。 只不过，他借此因由又把原穴的概念做了扩充。

“下陵三里”即后来的足三里穴，它被《小针》作者认定为足阳明胃经的合穴（详见下文《本输》篇）。胃在《内经》有“六腑之大源”的意义，其实也就是整个六腑（饮食物的消化吸收系统）的总代理。《小针》作者既认为五脏的原气发生于六腑，那么也可以认为直接发生于胃，而合穴正是由支流进入干流的汇合点，故胃经的合穴就相当于整个五脏六腑的原穴，与“膏肓”具有同等的意义。毫无疑问，在古代针医，原气的作用，无非是维持和控制最基础、最根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阴阳平衡，故针刺下陵三里，就可以治疗性别特征发生变异的疾病。

所谓“正往无殆”，是说务必坚定信念，不要犹豫迟疑，这话也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因为，当时占据医界主流的那些巫医，只擅长装神弄鬼，却很少钻研医学理论，一看到这类疾病，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必然是茫然不知所措，只能以“久疾不可取”、“疾如蛊，不可为”，一推了之。但是根据《小针》作者创立的“新膏肓”理论，这种病的发生机理是明确的，则其相应的治疗方案也就随之而确定，所以鼓励人们坚定信心地“正往无殆”。

所谓 “气下乃止，不下复始”，与前面第四节课中“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毫针治疗只要针刺部位产生针感就算有效，也不必长时间留针；但是如果没有产生针感，则只能算无效治疗，那就必须再行针刺。所谓“气下”，即“气至”也。因为神气的大本营在头部，而《小针》作者临床使用的腧穴多在足胫，故在他看来，凡“气至”都是神气下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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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49：
疾高而内者，取之阴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阳之陵泉也。

说解：
这是对前面的症状再进一步细化，指出性征变异这种症状并非仅限于女性，男性也可以发生“阳有阴疾”的病症。而男性一旦出现女性化特征，其外在症状无非是胡须脱落、喉结消失、面皮变得滑嫩、嗓音变得尖细等等，与女性出现男性化特征恰恰相反。由于这些表面症状都集中在头面部，故而谓之“疾高”。

须知古代文人非常讲究道貌岸然，往往羞于谈性，而医生亦不可能随便察看患者的性器，尤其是对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患者，因此对于性器异常只能怀疑，而无从验证。《小针》作者用“疾高”这个非常含糊的词（只给出发生异常的大概部位，不提及任何具体的症状表现）作为一种疾病名称，明显不符合古代流行的以症命病法，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疾病本身即违反礼教（典型的阴阳人分不清是男是女），而医生既不能详细检查，亦不便具体描述，故只能委婉涵蓄地暗指。前文的“阴有阳疾”，其实也是这样一种稍微点到为止的含糊表述。

在古医经，所谓“内外”，其实是性行为的隐语。如《终始》：“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这个“男内女外”（在《难经》又写作“男外女内”，意思不变），即是指两性交媾。其中，“坚拒勿出”即禁止手淫，“谨守勿内”即禁止性交，因为这种做法只对男性的“得气”有益，所以“坚拒勿出，谨守勿内”其实只是对男性提出的限制。

然而这里明确说的是“内者”、“外者”，则显然是指具有性行为能力的男女，也就是曾经有过性行为以及生育经历的人，那就只能是指成年男女。故所谓“疾高而内者”，是指成年男人的头面部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变异；“疾高而外者”，则是指成年女人的头面部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变异。这其实也就是说，先天性的阴阳人（天阉），不在本篇的治疗范围。

阴陵泉是脾经的合穴，脾在五脏的功能是统率六腑，主持饮食物的消化吸收，与“胃”类似，所以脾经的合穴也可以认为是整个五脏六腑的原穴。

阳陵泉是胆经的合穴，胆虽然划归六腑，但又属于“奇恒之府”，因其具有“藏精”的功能。《本输》谓其“中精之府”，即是说饮食物中的“精”全都汇集于胆，而“精”又是原气化生之本。《六节脏象论篇》谓“凡十一脏，取决于胆”，就是从胆贮有饮食之精这个意义上说的。所以胆经的合穴也可以认为是整个五脏六腑的原穴。

因此，对于出现第二性征后天变异者，无论男女，都可以通过针刺阴、阳陵泉和足三里予以治疗，为其皆有发生原气的机能，因此也都能够调节人体最基本的阴阳平衡。

阴陵泉、阳陵泉与足三里，这三个腧穴都围绕在膝关节的四周，而膝关节相对于踝关节明显地更大得多，那么按照“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的原理，则膝关节发生神气的数量必然会更多，因此膝关节周围的腧穴对人体更加重要，于是其治疗效能也就更大，所以能够解决更为根本性的疾病。因此，在《小针》作者，膝肘关节周围的合穴是比踝腕关节周围的原穴还要高一个层次的原穴。这其实就等于告诉门人弟子，不要过分迷信、依赖“十二原”。

实际上，晋平公之疾，就属于“疾高而内者”，也就是男性的第二性征出现变异，附带性功能障碍的一种疾病。根据《左传》的记载，晋平公在医和对其诊断为“疾不可为也”以后又活了十年，可知其当时所患并非什么致命的重病，然而之所以要请秦国（当时秦晋两国关系较好）的大巫医和来帮助治疗，只能是因为患有一种比较怪异的慢性病。我们看医和只是以“近女室，疾如蛊……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罗罗嗦嗦一大通含沙射影，而没有提出任何治疗措施，就被誉为“良医”，还赐以厚赠，说明他已经委婉地点明了晋平公的病根就是性功能障碍（医和出来后对赵孟说得比较直白：“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因此作为巫医大师绝对够格。然而“疾不可为”的断语则表明他对此类疾病确实是束手无策，那么称“良医”就有点名不副实了。由此可见，《小针》作者最后提出性征变异这种疑难怪病并给出一组明确的治疗方案，其根本的用意，乃在于向门人弟子显示自己就是当世之良医，而且我的医术比医缓医和还要明显高明许多，你们跟着我学就算找对人了。



附录《左传》有关原文：
《成公十年》：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 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 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 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昭公元年》：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
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
‘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
‘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
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
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
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
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
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
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
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
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
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
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
可，无则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此皆
[page_break]然矣。”
叔向出，行人挥送之。叔向问郑故焉，且问子皙。对曰：“其与几何？无礼
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
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巨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
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
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德
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
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
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
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
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
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
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宠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
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
“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
《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ⅶⅳ。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
也。”厚其礼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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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开始进入第六堂课——《本输》，其主要内容就是讲授四肢膝肘以下的“五腧穴”，这就意味着，授课老师仍然是《小针》作者。

因为，《小针》作者在前面第五节课即已明确指出：“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这就足以证明，所谓“五腧穴”本来就是《小针》作者发明的，至少是经过他的系统整理以后首先提出，并作为腧穴学的重要内容，早就纳入其授课大纲了。因此，关于《本输》篇的作者，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怀疑，此人就是《小针》作者。

第五节课主要介绍“十二原”位置和作用，那是最初级的腧穴入门知识，对于针医临床远远不够，所以第六节课讲授更深一级的、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临床所需的腧穴学。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腧穴在新式针医学的特殊意义。

甲骨卜辞给我们提供了直接证据，原来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就有巫医。那么与巫医相比，针刺治病绝对是一门新兴的医学，而且，毫无疑问，从技术角度看，这门新医学主要包括针刺补法与针刺泻法两种治疗手段。另外，后世还有很多人想当然地把艾灸疗法也当成古代针医固有的治疗手段，所以又合称为“针灸学”。

但是如果追本溯源的话，针刺泻法其实就是放血疗法（无论刺泻血络，还是刺泻血脉，都以点刺出血为操作目的），而放血疗法的历史其实比巫医更为悠久，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出现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因为放血可以用石针，而古人把专门放血的石针，又特称为“砭石”或“砭针”，《难经》所谓“砭射之也”，即指石针放血。也就是说，没有金属工具之前（与之对应的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就知道放血疗法，可见其多么的古远。

另外，灸法的历史实际上比放血疗法更为古远。因为，自打人类发明用火（与之对应的是旧石器时代），就可能在烤火时产生某种舒服的感觉，而那正是灸法的雏形。《灵枢·官能篇》：“经络坚紧，火所治之”，即是把抽筋（肌肉痉挛）的部位靠近火源，或者把火源靠近抽筋部位的意思，可见烤火早就被古人作为一种治疗手段。

毫无疑问，针刺泻法和艾灸疗法其实都用不着“腧穴”，只有作为针刺补法的毫针疗法才需要“腧穴”。因此，腧穴肯定是后来才发明的，而且，肯定是为了配合毫针的应用而发明的，那么，发明腧穴的人也必然是发明毫针疗法的人。不用说，我已经把此人认定为《小针》作者。

须知针刺的补法，其实就是用纤细圆滑的铁质针具（其标准式样即如今日的毫针）刺入到肌肤软组织的深处，辅以提插捻转，以获取针感，从而达到治疗目的。那么，由《小针》作者开创的新式针刺医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认腧穴的存在。因为，若要把一枚铁质毫针刺入他人体内，操作者必须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然而这正是腧穴概念的由来。故腧穴概念的确立以及腧穴的命名实乃针刺医学之基础，其重要性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腧穴理论，便没有针医这门学术，也就不会有《黄帝内经》。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返回到《小针》作者的课堂上，那是一个即将培训出《黄帝内经》的作者们的神圣课堂，当时正在讲《本输》。

“本”，《说文》：“木下为本”，即树木之根，如果作为形容词，“本”往往是指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部位）。
“输”，《说文》：“委输也”，即运输业，特指军队的后勤供应需要庞大的车队或船队连绵不断地运输。       

针医创始人最初用“输”来指称（解释）腧穴，那就是为使用毫针治病给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它的具体含意是：
人体的神气就相当于军队的粮草，没有神气的人体，就如同断了后勤补给的军队，必将丧失战斗力，而神气必须通过腧穴得以发生和流通，乃能绵延不绝地出入于肌肤内外，进而循行于整个躯体，因此：腧穴就是人体生命活力的根本保障。

很显然，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此所以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腧穴的存在并心安理得地接受扎针治疗，并最终使得毫针疗法推广普及开来。

故“本输”也者，就是人体最根本的腧穴，其实也就是对于神气的发生、聚集和流通最为重要，因而也是治疗上最为关键的腧穴。因此，《本输》篇的实质，就是毫针治疗学，而总编辑把《本输》安排在第二篇，即说明针刺医学从诞生之初即把毫针治疗作为学术重点。

原标题后边还有“法天”、“法地”小字标记，显然是成书以后总编辑所加。这种标记的含义是：第一篇制定的针刺原理和原则就相当于天，第二篇制定的毫针治疗法则就相当于地，故《九针十二原》与《本输》这两篇文章在《黄帝内经》这部著作的意义，就如同开天辟地，不但为《黄帝内经》奠定了基础，而且为这门新式针刺医学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后面的所有各篇，只能在这个框架之内添砖加瓦，或精雕细刻，或修修补补，但是绝不允许超越这个框架。

暴风雪

原文：
黄帝问于歧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输之所留，六腑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愿闻其解。

说解：
后世之人谈到腧穴，往往只关注其治疗作用，但是对于发明腧穴的针医创始人来说，腧穴的治疗作用必须是由其生理作用决定的，这也正是《小针》作者最初只能以“输”或“出入之会”、“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这些形容神气运行（生理作用）的词语来描述腧穴的原因。故作为“本输”的腧穴之所以能够具有重要的治疗作用，又是其对于经脉运行具有关键性主导作用的缘故，而主导经脉运行之关键点，就是所谓的“十二经络之所终始”。

古人所谓“终始”，本来就是有头有尾的意思，所以又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完整的运行周期或循环系统。而一条经脉的“终始”，显然就是它的起始点和终止点。由于《小针》作者认为经脉运行一概以四肢末梢为起点（所出为井，“井”就表示经脉的起始点），而且又都沿着身体纵轴运行，因此，经脉的终点必然都落在头颈部位。又由于经脉的起点被其比喻为树木的本、根，则经脉的终点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比喻为树木的标(树冠上开的鲜艳花朵)或结（树冠上结的累累果实）。

因此，所谓经脉的“终始”，与经脉的“根结”、经脉的“标本”，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经脉的起点和终点。起点相当于树木的根本，当然非常重要。终点则相当于树木的花朵和果实，实乃植株的全部精华所在，就类似于人类的生殖之精，所以也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按照《小针》作者的构想，他本来是把经脉看做是脏腑发生的本源或者滋养脏腑的根系，那么，经脉的终点恰恰正是经脉与脏腑直接联系的结点。也就是说，如果把经脉的起点看作是该经脉之根本，则经脉的终点就是所属脏腑之根本。此所以经脉的终点在生理意义上更加重要，在治疗上亦更为关键。故无论经脉的始点、终点，都被其列为“本输”之穴。

但是这个“十二经络”，却是个含含糊糊不伦不类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它既不单纯是十二经脉，也不单纯是十二络脉，似乎是指经脉与络脉的综合体。然而人体经脉与络脉的总数，正如其本人所说，应该是“二十七”，即“经脉十二”加上“络脉十五”，所以人体根本就没有“十二经络”这种东西。关于人体的经络总数，《小针》作者显然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可以断定，他这是故意的混淆概念，玩弄文字游戏。

作者真心想说的，其实是“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脉之所终始”，“通”即知晓，“终始”即一头一尾。然而“十二经脉”在当时还在设计之中，并没有最终定型，所以他在讲授《本输》的时候只能给门人弟子提供一个只有“十一经脉”的半成品。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十一经脉”在《小针》作者以前就有，由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脈灸经》和《阴阳十一脈灸经》，即可知“十一脈”本来是灸医发明的经脉理论，其中并没有腧穴概念，故与毫针疗法无关，也与《黄帝内经》无关。然而《小针》作者承继了这个理论以后，已经对“十一脉”添加了一系列腧穴，并试图在“十一脉”基础上构建一个“十二经脉”的人体模型，当时他的脑子里肯定已经有了“十二经脉”的明确构想，只是对最后一条经脉的名称和腧穴还没有搞定，所以，为了显示这个理论属于自己的原创首发，他就迫不及待地用了“十二经络”这样一个含糊其辞的概念，来表示构想中的“十二经脉”。

然而除此以外，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以“络脉”的存在反证“经脉”的存在。因为，他无法证实经脉的客观存在，要想让门人弟子相信和承认经脉，只能采取反证法，而且必须混淆“经络”概念。

《经脉》：“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这其实就是把暴露在四肢的皮下浅静脉都当成了“络脉”。那么，既然络脉“浮而常见”，其存在已是确凿无疑，而“络脉”这个概念本身又有 “分支脉”的含意，故只要人们承认了络脉或者十二络脉的存在，从逻辑上就必然存在“主干脉”，于是也就必然会承认“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这个观点，再下一步，十二经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台亮相了。

所谓“络脉之所别处”，其实就是借着“浮而常见”的“络脉”（即膝肘以下的皮下浅静脉）来证明主干型经脉的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表面的、迂曲的、由很多分叉组成的这些“络脉”，还具有经脉之间相互联络的意义，此所以称之为“络脉”。这其实也就是说，络脉的这些分叉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的两头分别连接着深在的、笔挺的、粗大的主干脈。很显然，这其实就是《小针》中“血脉者，在腧横居”这一说法的翻版，并且，这也是利用络脉来反证经脉的一种说法。

“别”的本意是分别，亦即相互离开，在这里则是络脉分叉的意思，故这个“络脉之所别处”与《十二原》中的“络脉十五”以及《经脉》篇中的“十五别络”其实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现代人所熟知的列缺、蠡沟之类所谓“络穴”。正是由于这些分叉点能够把互为表里的阴阳两条经脉串通起来，其实也就相当于这两条经脉（或一个脏腑系统）共同的发源点或者启动点，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理学和治疗学意义，所以也必须归于“本输”之列。

所谓“五输之所留”，即指“五输穴”作为一个腧穴体系而全部明列在“本输”。这个“留”不是长期固定，而是临时驻扎的意思。如同长途行军，每天晚上都要安营扎寨，休息一宿，即谓之“留”，然而第二天还要起寨拔营、继续前进。《痈疽》：“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可见脉气的“留”与“行”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还要与天道的运行周期正好相当。实际上，也正因为腧穴是血气运行周期中的一个个驻留点，就相当于高速路上的一个个服务区，所以针刺腧穴才能够有效地补养血气、疏通经脉。

所谓“六腑之所与合”，则是说六腑的合穴也都属于“本输”，这个“合”指的是大肠、小肠、三焦这三腑的“下合穴”。盖大肠、小肠、三焦虽然形式上分属于手三阳经脈，但实质上“六腑皆出于足之三阳”，所以后文才有“大肠、小肠皆属于胃”以及“ 三焦下腧……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等等说辞。故手三阳经脉其实只有象征意义，它们的存在就是让十二经脉这个体系显得完美无缺、如环无端。也就是说，手三阳经脉的五腧穴虽然都在“本输”之列，却徒有虚名，并不能真正用于三腑的疾病治疗，因此还要把大肠、小肠、三焦的下合穴列为“本输”，以明确这三腑真正的治疗所取。所以我们务必要知道，真正三焦的疾病需要取足太阳膀胱经的“本输”，真正大、小肠的疾病需要取足阳明胃经的“本输”。

所谓“四时之所出入”，即天人感应。其表面意思是，在天人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在神秘地操纵着，所以人体神气的运行和集结必然会随着天道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五腧穴的临床使用还要与当时的季节相互匹配。后文的“春取诸荥……夏取诸腧……秋取诸合……冬取诸井”，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很显然，这其实是传统天命论的一个变种。

所谓“五脏之所溜处”，是把五腧穴直接与五脏挂起钩来，于是一个穴不但代表一个季节，还代表着一个内脏。“溜”通“流”，行也。“处”谓滞留、居处，《说文》：“处，止也”。故“溜处”依然是行止交替之意。作者在最后给五腧穴附加上一种很玄虚的遥感功能，是因为古人无法证明五腧穴确实是经脉的根本，所以只能借助天人感应或内外感应的神秘性而凸显五腧穴的重要性，让人千万不可小看的意思。

所谓“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愿闻其解”，是说“五腧穴”在肢体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有的距离近（数，密也），有的距离远（阔，疏也）；有的深，有的浅。其具体位置（高下所至）以及各自名称，需要具体说明才行。

暴风雪

原文：
歧伯曰：请言其次也。
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大渊，大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腧，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

心出于中冲，中冲，手中指之端也，为井木，溜于劳宫，劳宫，掌中中指本节之内间也，为荥，注于大陵，大陵，掌后两骨之间方下者也，为腧，行于间使，间使之道，两筋之间，三寸之中也，有过则至，无过则止，为经，入于曲泽，曲泽，肘内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为合，手少阴也。

肝出于大墩，大墩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为井木，溜于行间，行间，足大指间也，为荥，注于大冲，大冲，行间上二寸陷者之中也，为腧，行于中封，中封，内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则菀，使和则通，摇足而得之，为经，入于曲泉，曲泉，辅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厥阴也。

脾出于隐白，隐白者，足大指之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大都，大都，本节之后，下陷者之中也，为荥，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为腧，行于商丘，商丘，内踝之下，陷者之中也，为经，入于阴之陵泉，阴之陵泉，辅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为合，足太阴也。

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为井木，溜于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为荥，注于大溪，大溪，内踝之后，跟骨之上陷者中也，为腧，行于复溜，复溜，上内踝二寸，动而不休，为经，入于阴谷，阴谷，辅骨之后，大筋之下，小筋之上者，按之应手，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少阴经也。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节之前外侧也，为荥，注于束骨，束骨，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腧，过于京骨，京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行于昆仑，昆仑在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入于委中，委中，膕中央，为合，委而取之，足太阳也。

胆出于窍阴，窍阴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侠溪，侠溪，足小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临溪，临溪，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为腧，过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为原，行于阳辅，阳辅，外踝之上，辅骨之前，及绝骨之端也，为经，入于阳之陵泉，阳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为合，伸而得之，足少阳也。

胃出于厉兑，厉兑者，足大指内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内庭，内庭，次指外间也，为荥，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内间，上行二寸，陷者中也，为腧，过于冲阳，冲阳，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为原，摇足而得之，行于解溪，解溪，上冲阳一寸半陷者中也，为经，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胫骨外三里也，为合，复下三里三寸，为巨虚上廉，复下上廉三寸，为巨虚下廉也，大肠属上，小肠属下，足阳明胃脉也。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

三焦者，上合手少阳，出于关冲，关冲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液门，液门小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中渚，中渚，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腧，过于阳池，阳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为原，行于支沟，支沟，上腕三寸，两骨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为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腧，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膕中外廉，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手少阳经也。三焦者，足少阳太阳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踹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写之。

手太阳小肠者，上合手太阳，出于少泽，少泽，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节前陷者中也，为荥，注于后溪，后溪者，在手外侧本节之后也，为腧，过于腕骨，腕骨在手外侧腕骨之前，为原，行于阳谷，阳谷在锐骨之下，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内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为合，手太阳经也。

大肠，上合手阳明，出于商阳，商阳，大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本节之前二间，为荥，注于本节之后三间，为腧，过于合谷，合谷在大指歧骨之间，为原，行于阳溪，阳溪在两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曲池，在肘外辅骨陷者中也，屈臂而得之，为合，手阳明也。

是谓五脏六腑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

说解：
这一大段文字，非常详细地罗列出四肢膝肘以下五腧穴的名称和位置，而且都是浅显直白的记叙，后世医家据此编成口诀歌赋，非常易于记诵，现代医家则据此绘成图文表格，更加一目了然，所以，用不着说解，而今凡操毫针为业者，都已耳熟能详，且皆能临床应用。

但是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
后世之人往往以为“十二经脉”出自黄帝时期的上古文明，现代甚至有人认为出自更加遥不可测的外星文明，于是也就认为“十二经脉”自古以来就是这种样式，将来也一定还是这种样式。这显然是个极大的误会。

根据本篇只有十一脉这个事实，即可证明，在《小针》作者给学员们上第六堂课的时候，“十二经脉”还仅仅是个憧憬，并没有真正形成。然而“十一脈”本来是西汉早期的灸医理论，而《小针》作者只是对其中的经脉名称稍微做了点改头换面（比如“臂太阴”改为“手太阴”、“足巨阳”改为“足太阳”，其整体样式没有改进，最明显的，就是都缺少一条起于手小指的经脉），而主要是增加了脏腑的归属以及一系列腧穴内容，遂改造为切实可行的针医理论。有鉴于此，则最后定稿的针医“十二经脉”（亦即《灵枢·经脉》篇）肯定是在《足臂十一脈灸经》基础上再加工的产物。

第二：
由于《本输》作者为“十一脈”确定了脏腑归属并增添了腧穴内容，使之直接转化为针医理论，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本输》作者参与并主导了针医十二经脉的创建工程，因此可以确认他就是针刺医学的创始人——《小针》作者。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证据：《本输》和《九针十二原》都曾经提到“下陵三里”、“阴之陵泉”、“阳之陵泉”这种很古怪的腧穴名称，而《内经》其它篇章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称谓。如《邪气脏腑病形》：“胃合于三里……胆合入于阳陵泉”；《热病》：“热病挟脐急痛，胸胁满，取之涌泉与阴陵泉”。很显然，古怪的腧穴名称只能出现在针医初创时期，而新式针医的理论开创和腧穴的最初命名是捆绑在一起的同一件事情，也只能由一个人来做，那就只能是《小针》作者。

再有就是这两篇文章的经脉观也是出奇地一致，比如口头上都宣称十二经脉，但具体论证时却只有十一脈（《九针十二原》中只以大陵作为心之原穴），而对发源于手小指的心脉一概付诸阙如。

有以上几点，应该能够证明《本输》与《小针》、《十二原》实乃同一位作者，而且当时正在积极筹划“十二经脉”的正式出笼。今为叙述方便，同时也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文的“《本输》作者”一概等同于“《小针》作者”或“古代针医创始人”。

第三：
毫无疑问，作者的本意就是指这些五腧穴为“本输”，也就是治疗疾病的关键腧穴。但是五腧穴也有一定的临床适用范围，并不是对五脏六腑所有疾病都有治疗作用。因为，《本输》后文还列有另外一组“本输”系统，它肯定具有与五腧穴不同的治疗作用。实际上，五腧穴的临床适应范围是以六腑为上限，包括六腑在内的所有经脉、络脉疾病，而凡是真正涉及五脏的疾病均不在五腧穴的治疗范围——这是针医创始人同时发明两个“本输”系统的初衷。

第四：
所谓“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显然是根据解剖得出的。因为大肠小肠是胃的自然延伸，实际上与胃连接为一个整体，故大肠、小肠就相当于胃的附属器官，此所以文中又增加了胃经的巨虚上廉和巨虚下廉作为大肠和小肠的“下合穴”。作者的意思是，大肠、小肠的根本在于足阳明胃经，所以大肠、小肠的疾病应该从足阳明胃经着手治疗，也就是不要死盯着手阳明大肠经和手太阳小肠经。

第五：
所谓“三焦下腧，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膕中外廉，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亦是根据解剖得出的。这个三焦其实是指下焦，而下焦的实体组织就是前列腺。因为《本输》作者认为下焦乃上焦、中焦之本，故下焦即可以代表整个三焦，而前列腺包绕着膀胱出口，所以在他看来，三焦与膀胱已经合并为一个整体，就相当于膀胱的附属器官，也就是协助膀胱储尿、排尿的器官，并具有现代医学中尿道括约肌的功能，所以于后文特意申明：“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而其病症亦必然是“实则闭癃，虚则遗尿”。

我们知道膀胱在正常生理情况下随时都要储尿，而正常人却不能随时排尿，因此在针医创始人（也是十二经脉创始人）看来，由于保证尿液正常排泄完全取决于三焦的功能，故三焦与大肠、小肠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它由神气直接操控，或者它本身就是神气的直接体现，所以亦需要有一条属于它自己的经脉（手少阳三焦经徒有其名，没有实际意义），故按照《本输》作者的初步设计，委阳不仅仅是三焦的下合穴，而且还由此发出了一支“三焦经脉”，并行于背部足太阳经的外侧（即足太阳经之前，足少阳经之后），但是由于三焦只是膀胱的附属器官，这支“三焦经脉”的实际身份一时难以确定，再加上这个“三焦经脉”与足太阳经、手少阳经都有名分上的冲突，所以只能暂以“太阳络”名之。

后面所说“三焦者，足少阳太阳之所将，太阳之别也”,正是对这个尴尬命名的解释。“将”在这里是挟持、并行的意思。《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这个“将”即挟持而行的意思。“别”即“别络”，在这里则是指腘窝静脉的分叉点为委阳。故这句话的本意是：确实是有一支三焦经脉，被足太阳经和足少阳经挟持在中间，且与之迤逦并行，但是由于它的起点不是井穴，而是足太阳经的别络穴，所以只能命名为“太阳络”，或者“太阳之别”。很显然，这条被《本输》作者额外增加的“太阳之别”，就是现在足太阳经脉在腰背之上居于外侧的那一行。

总之，无论如何，作者的基本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三焦的根本附着于膀胱，所以三焦的疾病应该从足太阳膀胱经着手治疗，也就是不要死盯着手少阳三焦经。

这句原文中的“足大指”是“足太阳”之误。

暴风雪

第六：
关于原文中“阴井木”、“阳井金”的标示，经过《难经》的演绎，后人往往以为这是注明了五腧穴的五行属性，由此给五腧穴的临床应用平添了很多神秘色彩。但是，请试想一下，如果《本输》作者真想按五行分类，那么五脏六腑必然会分属于五行中的一行，则五脏的井穴就不可能全都属木，六腑的井穴亦不可能全都属金，所以这种演绎既没有实际意义，也不符合古代五行分类的基本法则。

实际上，《本输》作者是根据经脉的阴阳属性来标注“木”与“金”的，因此作出这种标注的唯一意义，只能是对阴阳两类经脉的物理特性和生理特性的说明。

既然《本输》作者参与并主导了构建手足阴阳十二经脉这项宏伟浩大的工程，他就需要回答究竟什么是经脉以及阴阳两大类经脉各自有什么本质属性或者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经脉》：“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本脏》：“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營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可见经脉在古人心目中就是血气运行的通道，则经脉的组织结构必然是管状。因此，古代针医创始人的“经脉”概念，只能来源于解剖中所见到的血管。

但是，我们知道，血管有动脉和静脉之分，而且这两类血管存在明显的物理差别——其直观感觉就是动脉又厚又硬，静脉又薄又软——只要参与过解剖的人，这种差别就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针医创始人必须对这两类血管（或两类经脉）进行理论区分。那么，对于古人而言，最顺理成章的就是根据其物理特征做一个阴阳属性的划分。又由于古人在解剖中见到的动脉血管都没有血液留存，而静脉血管中必然存留很多的血液，所以古人没有一般性的“血管”概念，而是分别把又厚又硬的动脉血管规定为阳经脉（即运行阳气的管道），把又薄又软的静脉血管规定为阴经脉（即运行阴血的管道）。

故所谓“阳井金”、“阴井木”者，不是指某个腧穴的五行属性，而是阴阳经脉相对硬度截然不同的意思。以“金”来比喻形容阳经脉，意思是阳经脉的物理特性就是“硬”；以“木”来比喻形容阴经脉，意思是阴经脉的物理特性就是“软”。也就是说，这是针医创始人以金与木这两种显著不同的自然事物来表明，阴经脉与阳经脉虽然都是经脉，但却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经脉。

然而就金与木的关系而言，在当时的语境下，显然还有“金克木”的含义，所以，这个“阴井木”、“阳井金”的标示并不仅仅是阳经脉硬、阴经脉软的简单说明，还带有由其物理特性决定其生理特性的含义。因为，这显然是在提示我们，人体的阳气和阴气并不是和谐平等的关系，而是“阳克阴”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在生理方面，还是在病理方面，阳气永远占据主动，阴气永远居于被动。换言之，由于阳经脉的硬和阴经脉的软，便决定了运行于其中的阳气和阴气具有显著不同的生理特性，所以，人身阳气的特性就是剽悍强硬，人身阴气的特性就是柔弱润滑，二者相比，显然是阳气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

按照“阳克阴”的思路，阳气不但具有生理主动性——盖阳性的六腑实乃生命活力的发生之源，而阴性的五脏只是被动地接受六腑的滋养；而且具有病理主动性——盖阳气构成肌肤表层的防御屏障，外邪须跨越阳气屏障才能进入人体，而阳气积极主动地抵御外邪，就相当于威猛雄武的暴力器械（金），而阴气在外邪面前只能听任摧残蹂躏，毫无抵抗能力，就相当于凄风苦雨中摇曳起伏的植物（木）。

所以，在针刺治疗方面，也必然存在一个如何充分利用阳气主动性的问题。由于五腧穴集中于四肢末端，而古人一概以“阳“作为四末的整体属性（如《终始》：“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五腧穴所代表的脉气其实就是阳气屏障之所在，所以对于由外邪侵袭所造成的外感性疾病，针刺五腧穴方可取得最佳疗效。

实际上，既承认阴阳二气同时存在，又特别强调“阳克阴”，也就是阳气比阴气无比强大，阳气对于生命具有关键性作用，亦是《小针》作者最主要的学术思想，从“上守神”理论到一号患者的治疗，从“十二原”理论到第二性征变异的治疗，无不贯穿着这种思想。

暴风雪

原文：
六腑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

说解：
这句话是解释手三阳经为什么都要有一个下合穴，而其本意仍然在于强调阳气（阳经、六腑）的生理本源性。

按照树木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比附（这是经脉的终始、根结、标本这些重要概念的来源），对一般哺乳动物而言，可以认为四肢都是根，因而都是血气发生之原，这也是当初把膝肘以下的五腧穴都规定为“本输”的原因。但是从直立人的角度来说，只有两足著地，而两手是高高在上的，就算不得“根”了。因此，直立人的血气发生之原其实只在于两足，则本源意义上的“本输”也只能在下肢，而上肢的五腧穴只是起一个形式上的匹配作用，故手三阳经脉（代表大肠、小肠、三焦这三个附属性质的腑）的本输实际上应该在足。

须知：“合”在古代是指表面形式上的合并，如《论语》：“苟合矣”。若内在实质上的合并，古人则谓之“和”，如《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另外：“下合穴”这个词其实是后人附会的叫法，《本输》的原文是“上合于手”，则其本意显然是以足三阳经脉作为大肠、小肠、三焦的根本经脉，而以手三阳经脉为“上合”，由此构成表面形式上的匹偶。

那么，按照直立人只以两足为根的比附，就不仅仅是“六腑皆出足之三阳”的问题了，似乎还应该由此引出“五脏皆出足之三阴”这个结论，于是五脏（尤其是手经的心肺二脏）也应该在下肢有自己的“下合穴”。

《本输》作者之所以单独提出“六腑皆出足之三阳”这个命题，而没有提到“五脏皆出足之三阴”，是因为五腧穴比附的是树木之根，只具有发生“原始血气”的意义。然而六腑作为人体的消化吸收系统，其生理意义就在于发生原始血气（也就是非常微渺不能为肉眼所见的血气，亦可以理解为纯粹的气，此所以六腑的五腧穴比五脏多出一个原穴）并提供五脏所需的正常血气，故按照这种比附，作为经脉之根的两足实际上只与六腑的生理有关。因此，由于五脏只是正常血气的接受者，与发生原始血气的两足没有生理关联，故五脏没有下合穴，而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即便是五脏的五腧穴也不能治疗五脏的疾病。

由于足经与手经的三阳经脉是一个“根本”与“上合”的关系，所以，在《内经》，足三阳经就尤其重要，而手三阳经则相对次要。表现在临床实践方面，就是治疗同一种疾病，手三阳经的腧穴只适用于轻症，足三阳经的腧穴则适用于重症。譬如，《杂病》：“喉痹不能言，取足阳明，能言，取手阳明”。而真正属于大肠、小肠、三焦的脏器疾病，比如肠梗阻、尿癃闭之类，手三阳经脉的五腧穴也是没有作用的。

暴风雪

原文：
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脉手阳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脉手太阳也，名曰天窗，四。次脉足少阳也，名曰天容，五。次脉手少阳也，名曰天牖，六。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七。次脉颈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腋内动脉，手太阴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

说解：
此一小节，是在五腧系统之后，又推出另一个腧穴系统，即集中分布在颈腋部位的十个腧穴。按照《本输》开篇所言“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脉之所终始”这个提示，五腧穴肯定是经脉之“始”，则此十个腧穴显然就是经脉之“终”。而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作者的本意仍然在于表明：这一组腧穴也是“本输”，其不但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而且也是治疗疾病的关键腧穴。那么，为了体现原作者的这个本意，我把这一组腧穴命名为“缺盆系统”。

当然，严格地讲，这组腧穴并非相关经脉最终的端末。但是这个“十二经脉之所终始”本来就不是个很确切的部位名称，它其实只是比附树木的“根结”、“标本”，对人体经脉一头一尾的泛称。须知根结的“结”、标本的“标”本来就是指树冠上的花蕾和果实，而花蕾和果实亦并非枝条的末梢。

因此，在《本输》作者看来，五腧穴作为经脉之根，那是为经脉汲取营养、灌注血气的地方，而缺盆十腧，则即经脉之结，是把经脉中的血气集中起来，直接提供给腔内的五脏（或者头面五官）为其实际利用的地方。也就是说，颈腋部的缺盆系统与四肢上的五腧系统是经脉功能（发生和输送血气）的具体实施者，因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而其中的缺盆系统不惟毫无逊色，甚且更加直接和重要。很显然，这也正是古代针医都特别重视经脉的“根结”、“标本”、“终始”的缘故。

另须说明：受皇甫谧《甲乙经》的影响，后人对“缺盆”一词普遍存在误解。古代巫医以及针医创始人所说的“缺盆”，既不是《甲乙经》所说的“缺盆穴”，也不是指该穴所在的锁骨上窝，而是指人体正中，喉结正下方的胸骨上窝，为其呈半圆形凹陷，似盆而缺半，故谓之“缺盆”。因此，《本输作者》所谓“缺盆之中”，本来就已经明确指出了天突穴的位置。

人的颈腋部遍布着大量的淋巴结群，所以古代针医在临床实践中肯定会经常遇到颈腋部位淋巴结肿大的病人，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些肿大的淋巴结无非是经脉之气在关键部位发生了拥堵淤塞的表现。

因为，通常情况下，颈腋部淋巴结肿大总是伴随着肺实质的炎症过程。而且，在古代条件下，肺实质的炎症必然会出现以呼吸困难为特征的肺功能异常，且往往由此导致诸如心跳加速、心律不齐等等心功能异常，而心与肺的功能实乃五脏功能的集中体现（肝脾肾三藏没有具体的生理功能，凡死亡莫不表现为心肺功能衰竭），故在古人看来，颈腋部位的腧穴系统就是直接给腔内的五脏提供正常血气的输入口（因为五脏的生理机能就是“藏精气而不泻”），那么一旦颈腋部腧穴发生拥堵阻塞，必直接导致五脏精气的虚竭，进而随即引发五脏功能不足的疾病。《灵枢·寒热》篇：“鼠瘘（即颈腋淋巴结核）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可见古人早就意识到，颈腋部与五脏存在着直接的紧密关联，而颈腋部淋巴结即标志着五脏精气亏损或机能减退。

于是缺盆系统的治疗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它直接控制着五脏的精气藏有量，当然也就能够治疗五脏的疾病。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小针》作者在治疗一号患者因休克而心肺功能衰竭的时候就是“取腋与膺”，也就是天府、天池，而其目的显然在于通过针刺这两个腧穴振奋心肺的功能。

另外，这里还明确提出了任脉和督脉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在躯体的前后中心线位置。这就说明，在十二经脉还没有正式确立之前，针医创始人就已经确认了任脉和督脉的主导和统率地位。因此，那种认为奇经八脉是对十二经脉的补充和完善的观点，显然不够严谨客观。

暴风雪

原文：
刺上关者，呿不能欠，刺下关者，欠不能呿，刺犊鼻者，屈不能伸，刺两关者，伸不能屈。

说解：
这段话统共三十二字，大概意思就是以毫针针刺关节部位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而其意图显然在于如何保证顺利进针并避免因关节活动而出现弯针、折针。但是仍然很明显的是，这三十二个字属于佚文，它出现在这里，不仅与上下文无关，而且正好与出土汉简的单枚字数大致相等，故可以确定这是一枚错简。

既然是错简，那就必然是他篇脱落之简（而非后人掺入），所以也无妨作为《灵枢》原文看待。

问题是，这是从哪一篇文章中脱落下来的？只有找到失主，把这枚竹简放到它本来的前后文之中，我们才可能理解这段文字的真正意义。所谓考据，大概就是此类工作。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谈何容易，在没有新的文献出土之前，我们只能试着从文字内容着手，与《灵枢》其它篇章的内容逐一对照，看看能不能有吻合之处，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枚竹简肯定不是从《九针十二原》脱落的。